高校应如何推进协同创新？

第一，协同创新有别于联合攻关，实质上是一种体制创新，核心是要形成稳定、长期的研究队伍，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协同发展
  近几十年来，国内高校一直都在积极推进联合攻关、学科交叉等方面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联合攻关，在某种角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协同”的一种。“但现在提出的协同创新与传统的联合攻关相比，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罗维东认为，联合攻关主要是以课题为导向，比如做某个项目，需要汇聚相关领域的多名专家、学者，集聚多所高校、企业、研究院等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完成。但是一旦这个项目或攻关课题结束后，组建起来的这支队伍就解散了。然后，再去争取新项目，再以项目为依托，重新组合一支新队伍。这种组织形式的缺点是没有长期性、持续性，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科研团队。
  “协同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通过一种创新的体制机制，把最优秀的人才、团队或机构聚集起来，在某个领域或者研究方向上形成一支稳定的、长期的研究团队、基地或者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协同发展。这一点应该是协同创新与联合攻关最重要的区别。

第二，协同创新注重创新质量，关键是要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引领机制，实现产学研用的真正对接
  “过去我们一直在强调产学研，也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重要的不足是产、学、研都没有与‘用’很好地结合，没有把‘用’作为科技创新的真正引领者。”罗维东认为，协同创新应该把落脚点放在“用”上。对于“学”（高校）来讲，之前更多的是关注与“产”（企业）和“研”（科研机构）的紧密结合。但即便是“研”、“产”也对“用（用户、应用）”的需求关注不够。“比如，我们的钢铁企业，通常对提高产量和效率的新工艺、新装备研究得比较多，但和真正的‘用’联系得都比较少，很少从用户需求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也就出现了尽管我们的钢产量接近全球产量的一半,而在一些关键的品种上仍然依赖进口的现象。从这层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我们的创新能力不足，不如说是我们缺乏对接技术和产品的能力和意识。”
  比如,我国对记忆合金的研究大至有二三十年了，但与国外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个距离不是理论研究的先进性与否，而是体现为材料的具体应用上。“我们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发表了很多专业文章、取得了多项前沿成果的记忆合金材料，而国外则率先把这种记忆合金材料做成导管应用到医用的支架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没有开发出医用支架，而是被美国人想到了、领先了？”罗维东分析：原因一是国外的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能够时刻关注用户需求，其研发的产品因此深受用户欢迎，更具市场潜力；二是他们形成了一种协同创新的机制，医用支架的研发涉及材料、医疗仪器和医学等学科领域，正是这种机制把这些领域的专家组织到一起。“回顾这些年世界科技的发展，由中国发明的东西不多。虽然我们在产品的引进、仿制、跟踪研发方面反应较为迅速，产业化能力很强，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这是无法依靠引进得来的，必须由自己研发。而这种研发需要以‘用’为引领，多部门、多领域、多学科协同推进，也就是需要协同创新。”
  工信部印发的《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要“促进钢铁企业由钢铁材料生产商向服务商转变”。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树立服务意识，考虑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举个贴近用户需求的成功案例。四川等地的天然气田开采，要求克服地质结构复杂、高温高压、高腐蚀性等自然条件，同时还要求输气套管本身具有抗腐蚀性能，所以要选择高强的抗腐蚀材料来制成套管。结合这种“用”的实际需求，宝钢公司组织多家单位管材研制方面的专家，充分发挥协同创新的优势，组成联合攻关团队，展开了腐蚀评价、特种冶炼、锻造、管加工等方面的工艺研究，成功研制出镍基合金油套管。在整个创新研发过程中，“用”的需要始终是处于引领地位的。事实证明，只有真正地关注用户需求，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因此，在讲协同创新时，一定要考虑到“用”这个极为关键的环节。

第三，高校协同创新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一主线，协调好教学、科研等各种资源，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
  当前，对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问题，讨论得很多。“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大学，包括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即教师的教学投入不足，教师对学生的关注程度过低。科研与教学都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应该协同起来，共同为人才培养服务。”罗维东认为，“衡量和评价高校科研工作，应注重科研成果转化的比重，更要重视科研成果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作用。”他强调，必须要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资源和优势。这才是高校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高校的科技工作必须与人才培养协同起来。
  从大学角度来讲，科研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科研本身的创新，即高校要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发挥作用。第二个方面是对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训练，这不仅指研究本身，也包括科研选题的设计与调研、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确定等，这些过程都是对学生创新能力训练的一部分。第三个方面过去说的较少，就是毕业学生对新技术的扩散作用。实际上，很多新技术都是通过学生推广、传播的。学生通过在学校的科研训练，掌握了某项技术的精华，之后再把它带到实际工作中去具体应用。“以有限元技术为例。二十世纪80年代，我所读的研究生专业中掀起了有限元研究的热潮。当时，很多同学包括老师都在做关于有限元的研究。等这些学生毕业后，把他们对有限元的研究和成果带到企业中去，慢慢地就把有限元技术推广出去了。要将科研训练渗透到学生的潜意识中。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为学生走向社会，到企业或研究院工作打好基础。而我们现在，对这种把成果转化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因素考虑得少了，更多的则是关注申报了多少项目、转化了多少成果、获得了多少奖项。当前，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于对学生科研能力的训练，统一安排、协调好教学、科研等各种资源，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

第四，高校要找准自身在国家、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因校制宜，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作为拥有行业背景的高等院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定位，应由行业背景不同、集中度高低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对此，罗维东提出了三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对于一些企业集中度很高的行业，比如石油、铁道等，由于这些行业集中度很高，拥有像石油研究院、铁道研究院等研究能力很强的科研机构，因此，处于这类行业中的行业院校，就要确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协同创新模式。第二种情况是，行业中的企业虽有一定规模，但企业的集中度相对不太高，比如钢铁行业。像宝钢虽是规模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但由于行业集中度不高，其年产量也仅占到全国钢铁行业的5%左右。行业中虽有钢铁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但由于科研院所改制，也是企业化运作，按企业标准来考核，行业研究院与企业在研究方向上常常会产生竞争与分歧。因此，处于这类行业中的行业院校，比如北京科技大学（简称“北科大”），就有可能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发挥更大一些的作用。第三种是企业集中度非常低的行业，比如纺织、轻工等。处于这类行业中的行业院校，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也应与前两类有所不同。
  总体来说，罗维东认为行业院校在协同创新体系中应合理、准确定位，把握住发展时机，仔细斟酌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一，要服从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的“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要求。高校要切记，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要以企业为中心，而不能以高校为中心来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也许对于基础研究为主的院校来说，创新主体可以是高校，但作为行业院校，一定要更加明确自己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位置。第二，结合现状，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即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高校可以更大地发挥作用。对于北科大来讲，由于其所处于的行业企业集中度不太高，可以发展的空间会更大。比如企业所做的研究，往往更关注企业自身的需求，而不会或较少关注与企业需求不直接相关的行业共性技术的研究。所以北科大可能在行业的共性技术和前沿的基础研究问题上，拥有更广的发展空间，发挥更大作用，引领性更强。第三，对于北科大这类高校来讲，在企业信息平台的建设上，也是大有作为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能够建立，那么行业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定位和作用，就要逐渐发生变化。”罗维东指出，行业高校在协同创新中的定位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行业领域会有区别，不同的发展时期将有变化，不应一成不变。这也是行业院校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院校的不同之处。基础研究的目标定位基本稳定，可能几十年都不会有太大变动。而行业院校却不同，还是以北科大所在的钢铁行业为例，假如经过若干年发展，宝钢、鞍钢等钢铁企业逐渐强大，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行业企业集中度很高时，那么学校在协同创新体系的定位就要有所改变，或是逐渐转向或是形成新模式。像日本的钢铁企业行业集中度就很高，那么日本的大学就很少直接做钢铁方面的应用研究，而主要做一些偏基础性的研究。而由于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现状，致使北科大还要做一些与技术、应用有直接关系的研究。因此，协同创新，要体现出多样化，要因地、因时、因行业而论。
  “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高校科技在整个国家创新链条中的整体定位问题。”罗维东说，现在媒体报端，经常会看到有关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报道。他强调，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大学不应是也不可能是成果直接转化的主体。高校科研的主要方向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如发明了某一新理论，或者研发了某一新技术，只要它们具有前沿性、新颖性或独创性，那么高校的科研工作就应该顺利结题了。至于后面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作，高校不是不去做，而是不应再居于主体的位置。企业才是市场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
  罗维东认为，推进协同创新应着重解决高校与企业的合理分工问题。国外大学比较重视原始创新。比如，日本的东北大学在100周年校庆时，印了一本宣传册，介绍了在近百年的科技发展中，有哪些重大技术发明出自于该校。其中列举到，世界上第一台钢丝录音机是由它发明的。当然，最后的钢丝录音机产品不一定是东北大学做出的，也许只是其中的某项专利是由它发明的，之后由相关企业把这项专利买走，再继续投入资金做后续研发，生产出第一台钢丝录音机产品。“我国现在缺少的是企业对于相关技术的后续研发与投入能力。”罗维东表示，在一个合理的技术创新体系中，高校和企业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处于科研上、中、下游的不同单位，要做好各自工作，各司其职，形成一个完整的科研链，实现高效率运作：学校只负责基础的技术研发，而由企业来完成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工作。合理、细致的分工，可以使效率最大化。
  “事实上，大学中90％以上的科研成果，是无法在学校中实现产业化的。学校完成基础性研究成果后，还需要有企业去继续做跟进研究，还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去推动产业化。有些人总是以为国外的高校都在做产业化。这方面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其实斯坦福的教授并没有大量去硅谷直接办企业，也没有自己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产业化，而是一方面为硅谷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企业去产业化。正是这种大学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和协同创新成就了硅谷。”
  罗维东强调，目前科研成果转化上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导致高校中的很多专利束之高阁。比如，北科大一年大概有一百多项发明专利，但真正转化的不多。这其中企业和高校都存在问题。对于企业，一方面对专利不甚了解，不敢轻易买，另一方面，希望买回来的专利可以马上投产获利，而不愿再投入资金进行后续研发；对于拥有某项专利的高校教师，在出售专利时考虑的不是其现有阶段的价值，而是想着做成产业化后的价值，总认为直接卖专利没有自己把其做成产业化后获得的收益多，也想着要获得最大利益。这就出现了目前的一方不愿投入买，另一方不愿轻易卖的尴尬局面。高校、企业两方面都不积极，这是目前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真正原因。
  对于社会上对高校科研成果本身质量不高才会导致成果转化率低的质疑，罗维东表示，“某种角度上，中国大学产出的科研成果离实际应用的距离还是很近的，含金量也很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校与企业如何衔接的问题。”也有学者分析，认为是国家对成果产业化工作的资金投入不足。对此，罗维东坦言，“从道理上讲，产业化工作是不应该由国家来投资的，而是应由企业投入。而目前，中国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或者有实力来做这件事。现在的情况是，企业做大的能力极强，只要会做，就可以做成产量世界第一。但是，属于企业自己的核心技术却少之又少。”对于这一现实问题，罗维东认为，当前，需要从政府层面，出台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对其予以政策支持。打造中国的“硅谷”，需要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