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布时间：2011-04-12 信息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
李清泉
摘 要：我国高等教育虽然经历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其运行机制仍然长期保留至计划经济时代的许多特征，被人们戏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缺乏改革的动力和生存压力。我们应该像当年国企改革一样，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的开放力度，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关键词：开放办学；国际化；现代高等教育制度
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决定了高等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走开放式道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欧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证明了高等教育的这一本质特征具有世界意义，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2011到2020年是我国经济和国力发展的尤为关键的时期，是决定我国能否真正挤入世界强国之列的关键时期。站在这样的高度来俯视我国高等教育在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我们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强大的高等教育作为支撑，未来十年国家的发展将大打折扣。为此，我们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更加开放的办学方式促进我的高等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现代大学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而中世纪大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开放办学，大学里学生和教师来自世界各地，大学不是政府意志而是学者意志的产物。“二战”以后，欧洲进入了一体化进程，各国间的高等教育更加开放，高等教育的活力再现。
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国高等教育并未完全走出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当其与当今逐步成熟的市场经济发生碰撞时，其自身固有的矛盾与困境便暴露无遗。这些矛盾与困境既来自于高等教育内部，也来自于高等教育的外部，而这些矛盾与困难仅仅依靠现有的管理体制已经无法解决，只能通过更加开放的手段，推动和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力度，从而达到诸多矛盾的彻底解决。
在高等教育内部，这些矛盾和困境主要表现为管理部门过多且职责交叉，职能部门之间利益争夺和责任推诿的现象较为普遍，行政效率低下；行政管理人员与教辅人员所占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比例太大，占用学校教育资源太多，使得学校经费难以真正用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教师与学生的法律地位模糊，教师和学生难以有效地参加学校的治理过程，权利和义务无法体现，“教”与“学”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教育经费的短缺导致学校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创收，而学科建设因此受到忽视，基础学科的创收能力有限，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现行过于量化的科研考核制度，对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使得教师只能疲于应付科研任务的完成，而无法将精力用于教学工作，人才培养质量每况愈下。
在高等教育外部同样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受计划经济体制的保护和习惯，我国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和地方经济服务的能力整体上还比较弱，在“政产学研用”这个链条上，“学”的作用不够突出，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高等教育与社会团体、部门和相关利益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淡化了高等教育与外界的联系，抑制了高等教育以外力量对高等教育支持的积极性；高等教育从经费的获取、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招生、人才引进等诸多方面过于依赖政府，高等教育已经习惯于被娇生惯养，进而丧失了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办高等教育之间为争夺教育资源而产生的矛盾将更加激烈，从管理机制上看，公立高等教育并不具备竞争优势（是国家保护性政策在维持着公立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面临着来自民办高等教育的巨大挑战。
二、借鉴我国企业改革经验，加大高等教育开放力度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深感到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与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国国企所面临的矛盾好困境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我们不妨借鉴当年国企的改革经验来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公立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上个世纪我国国企改革也曾经过十分痛苦的历程，企业机制缺乏灵活性，改革中大量职工下岗，大量职工面临着生存困难，党和政府顶着巨大压力，通过开放国际市场、吸引外资、引进股份制和企业改制等方式，提高了企业的活力，终于使我国企业发展度过了艰难时期，走进了今天的光明天地。我国国企改革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不断扩大开放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对于我高等教育发展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开阔视野、突破瓶颈，走高等教育国际化之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㈠开放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与开放（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就是开放的结果。如果没有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的戊戌变法等的推动，京师大学堂以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国近代的第一部系统的教育法律，其中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即当时的高等教育法）也是不可能产生的。清帝国灭亡之后，中国进入资产阶级性质的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也是本着开放的办学态度，表现为积极引进西方学制、聘请国外学者来华授课、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大学、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课程、等等。民国期间，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第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产生了一大批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等学校。这些高等学校至今仍然在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我们今天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上取消了上述开放办学的态度和政策，全盘学习苏联，采取的也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不同，两国交恶，中国从此关上了国门。到了“文革”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完全中止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甚至也中止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流，高等教育的发展便开始趋于停滞，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此拉开了差距，也错过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当重新开放我们的国门之时，我们惊异的发现，高等教育在各个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十分遥远了。经过开放30年来的追赶，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和质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同样证明了开发办学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众所周知，现代大学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就是“学者的行会”，这也是University（大学）这个词的最初的含义。中世纪大学是当时的一些学者（也包括学生）为了能够研究学术自由走在一起选择一个地方开始的，这些人为了能够使自己自由研讨学问不受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干扰，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成立了类似手工业者行会一样的组织，这个组织被称为“学者的行会”（University），这就是“大学”一词的来源。
作为集体探讨学问的机构，中世纪的大学具有行会的性质，但它不是工匠的行会，而是学者的行会，它最初是由意大利波洛尼亚城从事法律研究的学生组成的，其任务是保护他们在的市里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大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大学，与此同时，一个以教师为主体的行会在巴黎形成，这就是巴黎大学。这些学者行会的形成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两种以行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学的模式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主要模式。
中世纪大学的特征之一就是中世纪的大学不受地区和种族的局限，吸收来自不同地区和种族的学者。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对知识进行探讨和传播，使这些学术活动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利益。中世纪早期的大学几乎接受来自所有欧洲地区的学生。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区域内学者和学生们都可以自由流动，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活动，而且各地大学的资格证书能够得到互相的承认（认可）。中世纪大学对学生的管理比较松散。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入学考试。“中世纪大学没有入学考试，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达到基本的入学年龄和入学水平，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二是学生可以随意游学。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进行学习，随意在各地大学间游学，并不受学校的限制。可见，中世纪大学的办学态度也是开放式而不是封闭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大陆为了更好地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积极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动力的促进下，1983年6月，欧共体10个成员国的首脑在德国斯图加特欧共同签署了《欧洲联盟神圣宣言》(Solemn Declaration on European Union)。宣言特别强调了文化合作的问题，也有涉及如何促进各国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扩大各自的开放程度。1999年6月19日，欧洲29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中世纪欧洲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所在地，签订了《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该宣言提出到2010年欧洲高等教育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包括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欧洲各国相互承认学位，各国形成由本科和研究生（硕士）两级层次构成的教育制度；建立学分互换制度；加强在质量领域的合作以及促进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实现相对统一的欧洲区域高等教育制度。
在《博洛尼亚宣言》的倡导和推动下，欧洲各国从此进入了一体化进程，并2001年开始，欧洲教育部长每两年召开一次双年度评价会议，并发布相应的文件（国际条约性质的文本）。这些文本包括：布拉格公告、柏林公告、卑尔根公报、伦敦公告、鲁汶公报、布达佩斯公报。下一届常规部长级会议将于2012年4月27-28日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召开，之后的部长级会议将分别于2015年、2018年、2020年择地举行。
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要求我们必须采用开放式办学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国际化和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各国不失时机地得到了跟进。尽管我们并不赞成那种盲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但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潮流，大势所趋之下，理性的国家教育国际化是必须的，否则我们又将会丧失加入世界高等教育大家庭并共同发展的大好时机，再次误入闭关锁国的高等教育歧途。
按照美国当代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菲利普·阿特巴赫教授的理解，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系统、高等院校、乃至高校各个院系为应对全球化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项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努力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如果我们在举办高等教育的过程中继续把眼光局限在国内，在学校制度、办学体制、办学理念、学科建设等方面不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将会再次被国际高等教育界所抛弃。而有效应对国际化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更加开放，只有开放才会有合作与交流，只有合作与交流，才能与世界一流高等学校相互借鉴的机会。
按照阿特巴赫的上述观点，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它不仅要求高等学校要主动参加，还需要政府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学校内部的培养单位都应该围绕全球化的要求，通过制定各种政策，开展多种活动（主要是管理、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使各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能够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从这些要求来看，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须采取开放式办学。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处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初级水平，主要表现为邀请国外学者来校讲学、短期授课、等等。有少数学校有一些国际合作研究工作，但那大都是教师的个人行为，并没有上升到学校制度层面，更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至于实行国际教师间的流动、国际学生自由选校和学习课程等深层次的活动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这就需要国家和高等学校制定更多的开放式办学政策和制度，使得国际化进程在合法和合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轨道上稳步推进。
高等教育国际化之所以能够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因为通过国际化手段，可以在办学理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师资水平的提高等方面起到相互碰撞、相互竞争所产生的激活力量。这说明了一个规律——竞争和交流可以促进发展。我们这里强调要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的目的也是如此。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勤劳和智慧的民族。我们高等教育之所以发展得不尽人意，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智商，而是一些制度因素制约着我们不能充分发掘这些智商。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可以激发我国高等教育的活力，使我们民族的智商得到更加充分的开发。
㈢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开放式办学需求
经过世界之交的多方面的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快速由精英教育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尽管目前不少人对于我国教育大众化的途径并不认同（他们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太短、速度太快，是高等学校通过盲目的扩招而实现的），但是，从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要经历由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这个发展过程。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要求接受教育的水平不断提高，个体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会随之增加。如果在人口总量相对稳定情况下，要解决社会和个体的上述需求，就必须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否则就会因为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而无法满足这些需求。这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的两个内在的推动力。
但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能力是相对稳定的，国家用于举办高等教育的资源和财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社会各种利益相互争夺和平衡的结果必然国家只能够为高等教育的举办和发展提供主要的资源和经费支持，不可能提供全部的支持。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立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包下来，北欧一些福利国家的高等教育现在也在尝试通过等方面力量进行办学。那种将高等教育也视为社会福利事业的概念正在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北欧福利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离发达国家还相去甚远，这就决定着更不可能保证所有公立高等学校都由政府包办一切，所以，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在相当长时间内必然是有限的。
为了解决大众化与政府有限支持间存在着的上述矛盾，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开放式办学，允许多种途径、多种群体、多种个体在国际化的视野中寻求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资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开放式办学也就是多元化办学、多样化办学，是国家拓宽办学思路的体现，是政府促进高等教育的明智选择，是社会组织和个体介入高等教育举办的民主化途径。从世界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高等教育资源过剩需要大量输出其资源的强劲趋势，他们普遍希望在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正好有大量吸收和消费这些高水平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既然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那么为何不顺应这种需求，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中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呢？如果能够国家能够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法律，科学吸收这些资源，完全可以实现合作双方共赢的局面。
我国有着接受国外教育资源的历史和经验。早在清朝末期，就有西方教会在中国举办高等教育，民国期间，教会大学更是如雨后春笋。总体上看，由于政策得当，这些教会大学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科技发展还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学校通过院系调整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仍然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因此，结合这些经验（主要是国家政策制定的经验），充分利用国外高等教育资源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瓶颈需要采用更加开放式办学
从上述以开放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视角出发，显然我国高等教育的开放力度还远远不能适应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广大国民对于渴望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和更多的高水平高等教育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在国家开放和改革的大潮下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也进行了诸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改革。但是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高等教育的改革步伐仍显缓慢、步幅仍然较小。有不少学者批评说我国的高等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如何攻克这座堡垒？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必须走更加开放式的办学之路，才能根本改变我国高等教育中的诸多不足，促使高等教育焕发新的活力。
近年来，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专门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其次，要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最后，要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在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就是我们目前正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所谓高等学校的“去行政化”问题。无论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是实行去行政化管理，仅仅依靠高等学校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我国高等学校目前在治理结构、章程建设、社会合作特别是国际合作方面还明显存在着不到位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的活力，也影响着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积极性，高等学校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要解决这些难题就需要借助外在力量，促进和帮助高等学校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而这些外在力量中，社会团体、个体和国外团体及个体力量的介入无疑会发挥到促进和帮助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力度，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法律，规范这些外在力量。
三、我国高等教育扩大开放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上文已经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的主要表现为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缺乏改革的动力和生存压力。从本质上看，缺乏改革动力和缺乏生存压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根本原因在于高等学校在计划经济的怀抱中变成了被宠坏的孩子，他们必然会衣食无忧、不思进取。针对这种现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其从计划经济的怀抱中抢夺出来，再将其投入到国际化办学的环境中，锻炼其体魄，使之成为具有自我生存和创新能力的青壮年，这样我国高等教育才有光明的发展前景。我国高等教育扩大开放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提高，国家更加重视并高度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制定一系列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清晰了蓝图。在这一系列政策中，始终站在国际化的高度审视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使得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大开放力度有了坚实的政策和法规依据，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推进高等教育的更加开放。
2.我们已经开始探索高等教育开放的模式。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扩大开放的力度方面已经开始了探索，并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落户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杜克大学昆山校区（分校）、上海的上海纽约大学、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等等；最近教育部已经同意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招生，所有这些都是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一系列有益探索， 而在这些探索的背后其实就是如何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步伐。
3.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始于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世界高等教育大家庭，在诸多方面已经走上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轨道。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逐步了解并客观地分析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这些成功经验中，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无一不是通过开放高等教育来实现的。这些成功的经验无疑会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开放的参照系和背景，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推动和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开放的进程和步伐。
4.社会舆论的压力。如同当年国企一样，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颇有怨言，其中较为集中的主要有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满意，特别是上个世纪末开始，高等教育整体上出现质量下滑的趋势，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高等教育资源不够丰富，高等学校的数量和优质的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广大人民普遍存在的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人们普遍希望国家能够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等等。这些怨言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并便成为一种压力，高等教育自然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为了解决这种压力，必须进一步增加开放的力度，转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丰富高等教育资源。
5.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竞争所形成的挑战和压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融入，公立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国内外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形势十分严峻。在国际上，国外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适龄学子敞开的大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每年要从中国吸纳一大批莘莘学子，其中不乏优秀的青年才俊，不仅本科教育如此，研究生教育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采取开放这一有效措施，我国公立高等教育将面临着生源质量朝不保夕的局面（这几年已经出现了生源大战的局面），部分高等学校有可能因此而关闭（如果这些学校长期只能招收素质低的生源，这些学校实际上已经关门了）。在国内，随着一大批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在生源市场、教育机制、办学模式等方面也对公立高等教育构成了竞争压力。如果国家在投资上给予民办高等学校更多的支持，民办高等学校的优势就会更加明显。所有这些要求公立高等学校必须加大开放力度，灵活办学机制，否则就会名存实亡。
四、加快更加开放式办学的政策建议
开放式办学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建立中国的现代学制度需要通过开放式办学来推动。但是，高等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国家发展中重要部分，它的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为了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开放式办学的进程，我们希望各级政府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以下是我们的政策建议：
1.通过开放寻找成功的办学理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难点就是缺乏适合中国需要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尽管多年来高等教育学界一直在呼吁并研究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依然局限于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框架之内、不走出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和发展模式，我们可能十分难以找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为此，我们应该另辟蹊径，通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开放，寻找成功的办学理念，在这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中国特色的办学理念，打破长期困扰我们的办学理念的窠臼。
2.树立开放促改革的意识。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我们已经习惯于改革开放的思维模式，即先改革后开放。但是实践证明应该是先开放后改革可能更能促进高等教育的成长，因为不首先开放我们就没有了参照系，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改革，更不知道自己的改革之路还有多远。因此，在进一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进步方面，我们应该转变思路——先开放后改革，树立只有开放才能促进高等学校健康成长的主流意识。我们认为，树立开放促发展的意识不仅是高等学校的校长书记和教职工要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树立这样的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3.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开放必须是有序推进的过程，而保证有序不乱的根本手段就是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古今中外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历史无一不证明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作用。我国虽然具有多元化主体举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经验，但是经过上个世纪的闭关政策，我们毕竟已经淡忘了这些经验。因此，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时自然会产生一种陌生感，带着这种陌生感来开放很容易导致盲目的开放。为此，必须研制较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通过法律和政策保证开放的有序性。同时，在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些政策和法律，使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4.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推进高等教育开放的有效的和直接的举措，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制定了数量较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但是，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还需要继续提升，主要是要深化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进一步扩大范围。所谓深化就是要从学术讲座、会议交流深入到课程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和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切实掌握发达国家的核心教育资源和决定高等学校发展的核心要素——制度。所谓扩大范围，就是既要与欧美国家之间开展交流，也要与亚洲国家和其他大洲国家之间的交流；既要与发达国家质检开展交流，也要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交流，扩大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5.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思维。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两种特点。我们曾经受极左思想的影响，片面强调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教育为政治服务，夸大了教育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系，导致我们在教育改革方面长期裹足不前，制约了教育发展速度，丧失了与国际高等教育同步发展的极好机遇。我们应该看到，教育还有非意识形态的特征——人类社会共同的教育特征，即教育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在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既然对于国内个体和团体可以开放办学，我们也可以允许国外团体和个体来中国举办高等教育事业。
高等教育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但是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这个系统必须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局限于自身的内在发展而放弃了与外界环境的交流与合作，就会自然形成为自我封闭系统。而一旦形成为自我封闭系统很容易造成自身的损伤甚至灭亡。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就是打破系统封闭性内循环，代之以开放式办学，使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沟通的外循环与内循环相结合的双循环系统。
（李清泉, 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湖北武汉430072）
参考文献
[1]黄福涛主编. 外国高等教育史[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68
[2]菲利普·阿特巴赫.全球化与国际化[J]. 姜川,陈廷柱译.高等教育研究,2010(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