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应引领社会组织改革

　　昨日，为期5天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红会合作论坛暨能力建设研讨班顺利闭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将选择8个省级红十字会，接受来自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能力评估和问题诊断。赵白鸽坦言，“当官做老爷很难把红十字的工作做好。”

　　自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正陷入巨大的争议漩涡中。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怎么办、如何应对成为舆论焦点。今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在赵白鸽看来，《意见》的核心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这明确了改革整体思路。

　　但是，改革有时是“走三步，退两步”的。比如此次公布的《意见》强调：各级政府加强对红十字事业的组织领导，并加大对红十字事业的财政投入。对此，学界颇有争议，为什么一方面要去行政化，一方面又要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这实际上是告诉外界，红十字会改革的主导权在政府。政府可以推动红十字会去行政化，也可以强化红十字会的行政化。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个过渡。中国红十字会，怎样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三元互动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才能有效率地利用善款与人力，在人道救助等工作中发挥自身所长，不辜负捐赠人的爱心？答案或许就在评价指标多达495个的OCAC（国家红会组织能力评估与认证程序）的一套评估之中。赵白鸽透露，最快于10月，8个省级红十字会将接受这套系统评估。

　　去行政化是一个大的方向，但不可能立即解决多年积累的制度惯性。我们所要做的，是监督这种去行政化的过程，促使其不要走回头路，一步一步地瓦解业已形成的利益同盟，使改革所提的理想化的目标能够实现。按照赵白鸽所言，应“坚持政府、企业和社会三元互动的现代治理模式，三者不可偏废。而红十字会在中国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建设中能够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这也就是说，红十字会愿意充当中国社会组织建设的探索者。要当探索者，就必须当表率，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不是阻挠作用。如果中国的官办社会组织能够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破除行政依附，更公开更透明，接受社会全面监督，乃至于自我“革新”，并依靠新的机制优势立足，岂非一大盛景？

　　然而，各级红十字会已经习惯了政府式管理模式，习惯了财政划拨，习惯了命令式捐款，习惯了躺在政府的怀抱里过舒服日子，一下子脱离权力的荫护，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引起反弹？然而，即使过程再痛苦，也需要红十字会人员改掉旧有的习性，拥抱社会，依靠为公民服务来提高竞争力的新工作方式。这种新工作方式的变迁，光靠自律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引进第三方专业监督，并加以舆论监督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竞争性监督，以及其他社会各类监督，中国红十字会引导的全体系改革才能不被阳奉阴违，才能不被内部控制，走出自我改革自我评价自我表彰的循环。

　　赵白鸽说，改革“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也有失败的因素”。这是改革的常态，没有哪一项改革是必定成功的，对于社会来讲，主要是帮助，监督改革尽量遏制失败的因素，让成功的可能越来越大，让官办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能够真正成功，能够真的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也进而能成为社会组织改革的典范。这很困难，但需要尝试。

　　（作者系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