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芬耀华夏 自强报祖国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一次名为《君子》的演讲中引用了这句古语，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伴随着一所大学走过了百年征程。

100年，可以让一个国家从积弱走向强盛；100年，可以让一所学校以卓越超脱平凡。

清芬挺秀，华夏增辉。百年清华是一部动人的长篇故事，是一首写不完的长诗。百年清华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史的一个缩影，是一部爱国奉献的史诗。

上篇

  育人为本，英才辈出担当中流砥柱

百年风雨路，水木湛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到独立办大学，从辛亥革命的炮声到共和国飘扬的旗帜，百年沧桑岁月中，一代又一代清华人在“爱国、成才、奉献”的道路上，崇德修业，发奋图强，薪火相传，砥柱中流。

从这里走出了460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占全国院士总数的23%。

从这里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元勋、6位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

从这里走出了9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96位将军、140位全国劳动模范、240多位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

他们的成长，受学校熏陶；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相连；他们的脚步，伴民族振兴。

厚基础——

中西融会文理渗透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在当时晚清帝国各地政府兴办的5万余所新学中，清华学堂只有区区二三十名教师、三四百名学生。

但就是这么一所不起眼的新学堂，这么一所利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立的新学堂，在短短的20年里，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原因就在于其与众不同的教育宗旨。早在建校之初，清华学堂就将教育宗旨定为“培植全材，增进国力”，教育方针为“进德修业，自强不息”。

那时候的清华，提出了“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洋留学之预备”的口号，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新风，通识教育得到大力推行，古今贯通、中西融会的办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挥。

正如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鼓励学生们保持一颗自由的心灵，同时，严谨的学风又保证了学生不至于松懈散漫。

百年风云变幻，“夯实基础”作为清华教育理念的重要成果秉承下来，成为人才培养的典型特色。

清华大学的本科教育定位于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学校推行了多项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具有开创性的人才培养举措。

强调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在本科生理论课程教学总学分压缩的情况下，增加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学分，规定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占总学分25%以上的人文课程，文科学生须选修10%以上的自然科学课程。

强调以探索和研究为基础的教学——在国内首次推出“新生研讨课”，每门课程不超过15人，以师生互动、小组学习的方式，为大一新生提供与名师、教授面对面研究探讨科学问题的机会。

强调学科交叉和个性化培养——先后开办“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班”、“化学—生物基础科学班”、“人文科学实验班”、“软件科学实验班”等，2011年又正式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生我者父母，育我者母校。大学的学习在人生长路上只是短短一段，但给学生们带来的影响却是终身的。

自动控制系1965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宏鑫，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清华大学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课：“扎实的基础帮我在后来的工作中攻克了不少技术难关。”

电机工程系1991届毕业生王小海，如今是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201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大二时选修的“清史”课程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学校要求理工科学生要加强人文知识的武装，给我们开设了不少历史、哲学等课程，我从中感悟到很多对工作、人生都有指导意义的理念。”

他们受清华精神熏陶，同时也用自己的人生来蕴积、阐述、提升清华精神。

重实践——

言必求实以行证言

1935年，25岁的学生费孝通从清华园出发，开始了影响他一生的社会学田野调查。70年后，在读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后，同样年轻的清华大二学生李强，也踏上了农村社会调查的路途。

2005年寒假，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多星期睡土炕，换来的是4万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李强的《乡村八记》虽然不及《乡土中国》厚重，但其中蕴含的关注民生、扎根田野、实干求知的实践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清华人历来崇尚“行胜于言”。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朱自清说过：“清华的精神是实干。”

这一点，在1952年出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蒋南翔提出，清华学生不仅要有坚实广博的专业理论基础，还要有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实际能力。他所倡导的“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使大量的学生在第一线脱颖而出。

清华园成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仅仅1958届毕业生中就走出了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更多的是总工程师一级的学生。

水利系1958届到1964届的毕业生几乎全部参加了华北地区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工作。高校师生的参与，让密云水库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世界罕见记录。周恩来总理称赞它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校风，熏陶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学生。

20世纪80年代传遍全国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77级（2）班的35名学生率先提出的。面对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的泛滥，这一口号，成为一个时代青年精神的象征，影响和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为祖国的繁荣而奉献。

2005年，清华大学以“加强实践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为主题，召开了历时一年的第22次教育工作讨论会，在全校范围内进一步形成了重视实践教育的浓厚氛围，把实践教育作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

在实践中受教育——新闻学院2007级本科生郭城春曾利用双休日走访近百位农民工，写出了《农民工媒介接触与政策知悉调查》的分析报告，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历史时代感，把自己置身于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再看自己身处何地。”

在实践中长才干——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级硕士生赵江涛曾在江苏省淮安市金南镇挂职锻炼6周，基层经历让他毕业时选择到新疆工作，他说：“基层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可以更多地为底层老百姓做些事。”

在实践中作贡献——材料系2006级直博生王婧明年即将毕业。她从大三下学期就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工作，如今已经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材料领域的国际知名刊物发表SCI论文4篇。她说：“现在回过头看，那些失败都是自己的财富。”

求创新——

终身维新追求卓越

1920年落成的清华大礼堂，南墙正上方端悬着一面1926级学子送给母校的“人文日新”金字牌匾。

“人文日新”的着眼点在于“新”，清华人十分钟爱“人文日新”精神，且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在百年清华的育人实践中，总是贯穿着对求新、创新的追求。

清华国学院所遵循的“古今贯通，中西融会”的学术范式就是一种治学上的创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朱自清为主任的中文系率先把新文学纳入教学轨道，则是一种教育上的求新；而在当今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这种求新精神显得更为重要。

著名力学专家黄克智就是清华求新创新的典范。二十世纪70年代，他的研究使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领先于美、法等先进工业国家5年以上。50岁研究断裂力学，60岁探索智能材料力学，70岁开拓应变梯度塑性理论，75岁之后，他又开始纳米力学的研究。如今，年近八旬的黄克智仍然每天凌晨4点起床开始科研工作。

这种求新、创新的精神在清华人身上不断传承发扬。为主动适应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目标，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清华大学在综合创新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人文日新”的精神再次闪现新的光芒。

恢复和增设文理等学院，实现综合型大学布局——至2010年，清华大学共有16个学院、56个系，近半学院属于大文科，并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跻身国内文科前列，已成为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型大学。

变革培养模式，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施“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超豪华的师资阵容精雕细琢，小班授课的培养模式让学生潜心钻研，“领跑者”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会聚吸引了一批有志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优秀学生。

2010年7月2日，持续一年、全校参与的清华大学第23次教育工作讨论会闭幕。此次以“清华新百年人才培养的使命与战略”为主题的讨论会是清华百年校庆之前最重要的一次全校活动。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说：“忽视优势转化，我们追求的可能就是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实现了优势转化，我们就有可能追求到‘坚守灵魂的卓越’。”

人才是强国之本，教育是文明基石。历经百年沧桑的清华大学，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篇

学术为魂，科研担纲锻造中国脊梁

百年清华，“顶天、立地、树人”的科研理念逐步形成。

“顶天”就是立足世界科学最前沿，解决影响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尖端科学问题，推进科技进步与理论创新；

“立地”就是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推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树人”就是将“科研育人”贯穿科研工作全过程，在承担和完成各项科研任务中，凝练队伍，培养学生。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清华科研稳步推进。2010年科研经费达36.02亿元，超过1999年的4.94亿元的7倍，居国内高校首位；

截至2010年，清华共获得包括高温堆、集装箱检测等一等奖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科技奖励419项，居国内高校首位；

截至2010年底，清华共主持承担的“973计划”项目数51项，项目首席科学家51人，成为全国首席科学家人数最多、承担项目最多的单位；

目前,清华共有1个国家实验室（筹）、1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含联合）、1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010年，清华累计生效国内横向合同1906项，新签涉外科技合同537项。

顶天——

瞄准前沿发展尖端

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成为了一所多科型工科大学。时任校长的蒋南翔认识到必须加强基础研究，提出了要发展尖端学科的思想。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二十世纪80年代，清华采取多种措施支持基础研究，逐步形成了项目、人才和基地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为发展基础研究，学校调整了学科布局，建立了一批科研基地。在争取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机构的同时，学校在保持原有应用基础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学科布局，复建、新建了一批理科院系和研究中心，加强了基础研究力量。

生命科学和医学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领域最活跃、最有希望取得关键性突破的学科之一。为此，清华大学在1984年恢复重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2001年，学校决定建设医学院，2004年，创建了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以加强和促进生命科学与医学的发展及其与其他工程学科间的交叉合作，有利于大跨度的学科交叉和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此外，清华大学相继成立了一批国际一流的科学研究中心，理科基础研究机构得到快速发展。1997年成立的高等研究中心，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为名誉主任，吸引了数学、物理等方向国际一流学者来校工作，是新的基础科学研究实体。此外，清华还成立了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生物芯片技术研究中心等国际一流研究中心。

科技论文作为基础性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反映大学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1998年，清华制定了《关于提高SCI收录论文数量和质量的十条意见》，资助和引导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和学生发表高水平论文；并提出争取到2000年使学校被SCI收录论文数超过1000篇（简称“千篇工程”）的目标。“千篇工程”的实施，对于激励教师从事基础研究，发表高水平论文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华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从1993年的200余篇迅速增长到目前的近3000篇；篇均被引用率从1993年的约0.5次/篇提高到目前的约3次/篇。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和科学技术前沿问题，清华大学组织力量开展重大项目攻关，一方面为国家和社会解决发展中的关键和共性难题，另一方面带动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立地——

立足国情推进转化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清华水利人的“魂”。在葛洲坝、小浪底、二滩、三峡……哪里有水利枢纽重大工程，哪里就有清华人奔波的身影。

从国旗国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南京长江大桥等大型桥梁设计，到我国第一座万吨水压机的诞生；从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设计……清华校友奉献着聪明智慧和青春年华。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清华校友有14位，而今仍奋斗在一些关键岗位上的清华人更是不计其数。

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清华大学技术转移体系与时俱进，不断延伸和扩展。1995年7月，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简称“企合委”）成立。1996年，针对海外企业成立企合委海外部，实行会员制，加强同海外重点企业的密切合作，发挥“窗口、渠道、纽带”作用。

2001年6月，为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的严峻挑战，积极利用国际资源，更广范地开展国内外科技合作，学校决定成立“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其主要任务是开展国际技术转移，组织国外技术资源与国内产业界的对接；延伸企合委工作，为国内外企业服务；开展国际间人才培训和技术转移学科建设和研究等。2001年9月，国家经贸委和教育部联合认定清华大学技术转移体系为“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并于11月举行授牌仪式。

校地科技合作（也称省校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天津市市长胡启立、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以及常州市、丹东市等地领导，邀请清华大学领导到当地访问，就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等问题商谈合作事宜。二十世纪90年代，以经济实力较强和科技需求比较迫切的“两北”（北京、河北）、“两江”（江苏、浙江）、“两东”（广东、山东）为重点地区，校地合作进入新阶段。

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校地合作进一步扩展，截至2010年年底，清华大学先后与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0余个地区、市签订合作协议，合作范围包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联合培养创新人才、发展地区特色产业和主干产业、建设创新平台、联合科技攻关、推进国际合作等。

在校地合作的基础上，为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清华先后组建“四大研究院”，即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北京清华工业研究院、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为例，研究院不断推进机制创新，实现了研发平台、创业投资、企业孵化、高新产业的良性互动，办成了“不像大学、不像科研院所、不像企业、不像研究事业单位的四不像的新型研究院”，办成了“高校技术成果的中转站、服务区域经济的中试站”和“深圳地区的科技孵化器和创新基地”。

树人——

科研育人凝练队伍

2008年，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制定了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简称“千人计划”）。

曾经作为生物系讲席教授组成员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博士,是清华大学第一批入选“千人计划”的5位引进人才之一。施一公在学校的支持下大力引进优秀人才，加强科研合作与交流，使研究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2009年至今，施一公带领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团队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科学》和《细胞》上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11篇，充分显示了中心良好的发展潜力，也展现了中国结构生物学研究领域的蓬勃生机。在施一公看来，在清华所进行的研究，无论质与量均超过了此前在普林斯顿鼎盛时期的水平。

目前，清华大学共入选国家“千人计划”35人，成为入选“千人计划”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吸引和培养高层次的学术带头人，还要有世界级的学术大师。国际顶尖的学术大师不仅能够提高一所大学的国际学术声望，引领相关学科的发展，使之处于世界前沿，而且还有强大的吸附作用，把国际上该领域最杰出的人才吸引过来，这既有助于使相关学科持续保持国际领先，还能提升大学的国际化水平。

2002年受聘为计算机系讲席教授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教授，于2004年9月辞掉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正式加盟清华大学，成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的全职教授。在姚期智教授的领导下，中心培养拥有了一批十分优秀出色的学生。

由于世界各地知名学者和优秀学子的青睐与频繁来访，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日渐成为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国际学术重镇。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心学生创造了很好的学习科研环境，使他们可以充分接触世界理论计算机研究的前沿和最新成果，与世界一流的研究学者共同研究探讨问题，拓宽视野，在科研能力等方面迅速成长。

注重科研育人，清华大学将科研工作与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结合，研究生为重大课题研究作出重要贡献。70%以上的博士生在学期间参研两项以上“863”、“973”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的SCI论文占全校SCI论文的60%。

2011年3月10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清华大学排在世界第35位，亚洲第4位，中国第1位。

做第一等的事业，做中国的脊梁。在送别清华百年华诞前的最后一届本科生的时候，清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说：“清华过去百年的辉煌，是由你们的学长担当起来的，而清华新百年的光荣，则寄托在你们新一代清华人的肩上。衷心希望各位同学在未来的道路上，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处于何种情况，要‘做第一等的事业’，‘做中国的脊梁’。”

祖国至上，人民至上。清华园绵延百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历久弥新，熠熠生辉。百岁清华，正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建设中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