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没有“Yes, Sure”

      在杜克大学商学院就读，第一学期是以基础课为主。我由于有本科学经济专业的底子，经常在课上抢答问题，傲视群雄，沾沾自喜。但是令我不解的是，常常有美国同学模仿我的口头禅“Yes, Sure”（是的，当然），并引发一阵哄笑，让我多少有点苦恼。于是有一次，我忍不住去问同学本恩：“是我的口音不准确，所以大家嘲笑我么？”“不是。每当教授说出他的观点时，你就用‘Yes, sure’回应，从来不去质疑，更不去争论，所以大家拿你开玩笑。”
      这句话令我恍然大悟。回想起来，这也是在国内接受多年教育养成的习惯使然。从幼儿园开始，就不能随便提问，背着手坐好，连上厕所也要举手打报告。上小学以后，就是以考试为学习目的，仿佛只有那个标准答案才是世间唯一的真理。乃至到了高中学习历史的时候，就算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看法，老师也要靠比较和标准答案的相似程度来确定得分的高低。我习惯性地去接受教科书上和老师的解答，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在面对教授的观点时，也只会不断点头称是。难怪美国同学们会对我这个貌似聪明的“应声虫”不以为然。
      经过了这件事，慢慢地我就从课堂上体会出杜克大学教育的不同：比如教授们从来不会乐道于“绝对正确的理论”，反而经常会对学生抛出这样貌似“荒谬”的问题：“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是否能站得住脚？”“现行的国际会计准则里哪些地方不合理？”“如果换做你来管理苹果公司，会有哪些地方和乔布斯做的不同？”等等；并且所有的案例分析，教授们都会禁止学生提前查找答案，必须依靠自己找出解决方案，然后在课上陈述看法。教授只是负责提问，引导争论的方向，从不加以评价，更不会断然地宣布某个观点是“错误”的。
      英国思想家柏林曾在一篇文章里把思想家分为“刺猬型”和“狐狸型”，前者自以为掌握世间的全部真理，而后者则更享受追寻真理的过程。我接触到的美国教授中，几乎都是“狐狸型”的，或者说他们更乐于看到学生像狐狸一样去怀疑和探寻，而不是像刺猬一样站在答案上宣布自己对真理的所有权。
      记得有一次，经济学的教授分派了不同的题目，要求学生独立找出解答。题目都很宏大，有一组的题目是“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而一位同学得出的结论竟然和通常的认识截然相反：政府储蓄率高是根本原因，而民间的储蓄水平是较低的。从论据到论证的过程，教授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最后他对这个独到的结论不但没有反对，反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按照他的说法是“结论虽然令人震惊，但是充实的数据和符合逻辑的论证过程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有见地的观点”。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我也开始学习如何去提出自己的创见，用批判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第一学年将尽的时候，我和几名美国同学一起，代表学校参加商业案例竞赛。主题是“强生公司怎样提升在中国市场的药品占有率”。讨论的时候，在对于中药的看法上我们起了争执。几名美国同学都一致坚持认为中药是“伪科学”，因此不应涉足中药类的药品业务。而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在中国，中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要打开中国市场，必须重视传统而不是拒绝传统，应当逐步验证中药的科学性，把中药作为药品发展的重要方向。经过激烈的争论，我最后说服了其他队员。最终，我们的团队提出的方案在参赛的五十多所学校里获得了第二名。颁奖的时候，本恩冲过来恭喜我：“谢谢你提出并坚持了不同的观点！这是我们获胜的关键。”
      回想在杜克大学的两年，学习独立思考是我最大的收获。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堂课上，学生讨论结束后，教授简单地陈述了案例中的企业实际采取的行动和结果，接着他很严肃地说：“这家公司的措施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也更不会是最好的，你们刚刚提出的方法中也许有更加优秀的。记住，在商场上绝没有‘Yes, sure’标准答案！”
      说得多好啊，生活中同样没有标准答案。
                                                                                                                                                                                                                          张景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