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

摘要：职业教育作为扶贫开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扶贫脱贫与反贫困战略，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重视。 返年来， 学界从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概念与特征、功能与作用、责任机制、模式与经验、建议与策略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但在理论分析、视角选择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形成当前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的实然境况。 因此，采用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全面系统地进行整体观照、扎根特定区域进行微观实证调查以及选择交叉（多）学科进行“跨界”研究应是推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应然之策。

关键词：职业教育扶贫；职业教育反贫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的扶贫政策和教育政策不少涉及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并确立职业教育在扶贫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015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指出“引导和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稳定就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治本之举。”2016年1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强调“加大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贫困户教育培训工程实施力度，引导企业扶贫与职业教育相结合，鼓励职业院校面向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大职业教育脱贫力度”，强调要“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让贫困地区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适应就业创业需求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教育在党和国家扶贫与反贫困战略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担负起重要使命，它在消除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消解能力贫困、消除文化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重视。

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和盘点这些研究的实然境况，思考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研究的应然之策，以期为学界推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的实然之境

从已有文献来看，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起步较晚，或许是职业教育的优势和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没能彰显出来，加之受传统观念鄙薄的影响，它在较长时间里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处在边缘状态。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以及国家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向贫困发起新一轮的“脱贫攻坚战”，职业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并从概念与特征、功能与作用、责任、模式与经验、建议与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当前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的实然之境。

（一）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概念与特征

有学者专门对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概念与特征进行了说明，并把它与一般职业教育的特征进行比较，有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反贫困职业教育与一般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

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概念界定方面，陆小华较早对其进行了探讨，认为职业教育反贫困是针对贫困地区的实际需要来进行办学和施教，让贫困人群掌握进入市场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实现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向商品市场的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从而更好地摆脱贫困。 在此基础上，周颖和王大超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概念界定更为详细，认为职业教育反贫困是从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实际需要出发，提供最有用、最长效、最实际的教学内容和施教方式，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改善他们的心态、观念和思维方式，帮助其摆脱贫困，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为能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者，实现脱贫与发展并举的目标，取得最大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特征概括方面，尚华认为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强调从农民、从贫困人群的实际和需要出发；二是注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脱贫致富进展的形势，适应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三是追求教育效果的最优化，兼顾教育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朱容皋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指县级职业学校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培养出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初、中级专业人才，以及具有较高素质和劳动技术的熟练劳动者，它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和持续性这三个特征。王大超和袁晖光认为，反贫困职业教育与一般职业教育的主要区别在于反贫困职业教育的目标更加具体，更注重内容和实效，主体对象更明确。

近年来，“精准扶贫”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它的概念以及如何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并有相当多的成果涌现。 但遗憾的是，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下位概念，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与特征却鲜有研究。笔者认为，相对粗放扶贫而言，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或不同贫困人口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职业教育治贫方式。其内涵涉及三方面：从扶贫动机上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强调“扶真贫、真扶贫”；从扶贫过程上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是“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从扶贫效果上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强调“投入”与“产出”具备最优效能。因此，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指基于“扶真贫”的理念，追求高效的职业教育扶贫目标，利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滴灌式”职业教育治贫方式。

（二）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功能与作用

作为社会扶贫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扶贫与反贫困中的功能与作用日益彰显。马建富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实现将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张丽莉和王大超认为职业教育反贫困对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价值、有效阻止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等短期行为及社会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余祖光认为职业教育的功能是打破和排斥贫困恶性循环，帮助弱势群体中的失学失业者，给予残疾人特别措施，为弱小行业企业准备自营职业。柳靖认为职业教育在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飞跃和樊黔江阐述贫困理论和扶贫政策实践、人口与贫困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职业教育与扶贫开发之间的内外在联系，提出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脱贫的根本出路。王大超和袁晖光认为职业教育对开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有重要作用。侯长林和游明伦提出职业教育具有消除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消解能力贫困、消除文化贫困的多元化功能。征玉韦和王德军认为相对于其他类型、层次的教育而言， 职业教育的扶贫开发功能更突出、更明显。唐智彬和刘青认为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是服务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通过加大投入、构建区域政府推进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统筹机制，推动区域协同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多方联动。袁红辉和刘耀书认为职业教育具有强大的反贫困效应：一方面，职业教育能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能增强劳动者自身反贫困能力。

可见，职业教育作为扶贫与反贫困的重要方式，它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反贫困能力、开发人力资源、消除贫困、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三）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机制

从贫困问题产生的机制来看，主体不同承担的相应责任也不同。 在扶贫与反贫困中，政府行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脱贫与返贫之间，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个人行动直接影响到扶贫与反贫困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有学者就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机制进行了研究。

朱容皋探讨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中政府的作用、 城乡统筹发展论和扩大农村教育机会等问题，认为政策规定全面性和系统性、 政策目标一致性、政策体系确定性是实施城乡教育统筹的政策框架，政府应统筹、规范办学行为，明确普职分流。申绪湘和朱容皋对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主体与个体的责任进行审思，认为中央政府、省（市）级政府、县级政府都是责任主体，指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主体与个体的责任表现在明确投入保障责任、明确管理责任、明确重点工作责任。朱容皋和李朝晖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体责任包括主体投入责任、职教功能责任、服务主体责任。朱容皋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责任主要由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承担，但教育、劳动、人事、经济等部门没有明确各自的责任，致使出现交叉管理、职能重复的现象，加上在农村教育反贫困体系内部，存在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缺乏统筹规划、合理分工的问题，造成教育资源浪费严重；在形式上，学校占绝对主体地位，缺乏企业的参与，致使灵活性、开放性不足。朱容皋在博士论文中强调，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他结合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责任问题的对策建议。李朝晖和朱容皋认为贫困个体在反贫困过程中， 即使个体陷入了贫困陷阱，也有摆脱贫困的可能，而农村贫困个体要实现反贫困的目的，更多是需要个体在一定的道德原则上独立自主、爱岗敬业，用自己的责任行动摆脱目前贫困状况。

（四）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模式与经验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着社会贫困问题，对职业教育解决贫困问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农村职业教育是国外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邓宏宝把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经验归纳为四点：一是合理定位农村职业教育的职能，科学地确立其培养目标；二是创建层次不同、类型多样、学制灵活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三是深化内部改革，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四是多方努力，创造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条件。王敏和赵云芬从七个方面总结了国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认为它们可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田占慧等人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并颁布配套的法律法规、提供经费支持、实行并强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行普职分流等措施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进行干预，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办学，从增强受教育者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内容、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来对职业教育教学和培训过程进行改革，通过明确提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目标、对农业职业教育学生实行优惠政策、对毕业生提供创业资助来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支持和保护，重视毕业生的职业指导与就业，西方国家农村职教办学新模式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朱容皋认为印度的“南亚模式”和墨西哥的“南美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代表，他概括了印度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投入、推广农村职业教育的创新成果、农村职教发展和扶贫政策同步的做法，以及墨西哥制订法律、依法保护农村职业教育的合法权益，协调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惠农政策效果明显的经验。范安平和张释元认为发达国家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机制较为灵活，能有效地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服务，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并指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应吸取国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警惕和防止农村职业教育中的形式主义，突出实践教学，完善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农村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切实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服务。梁成艾和朱德全介绍了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挪威、韩国、巴西和印度这九个国家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对它们的经验及其本土化借鉴进行归纳。刘颖认为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它们近十年来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与动向，能为发展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王国光介绍了尼日利亚在优化职教行政管理、改革职教课程设置、提升职教师资队伍素质和扩大职教对外交流方面的经验，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反贫困的重要途径。

关于国内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模式与经验，中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区和民族地区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

田北超认为民族地区职教扶贫工作的开展，应根据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状况，采取不同的形式，选择正确的方法，大力普及民族职业基础教育，广泛开展民族地区农（牧）民夜校和工人技术培训，举办民族职业中等专业和职业技术大学教育。肖化移认为中部地区农村职业教育积累了五点独特经验：一是面向“三农”，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与功能；二是采取联合办学，实行“农科教”统筹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是加强党政统筹，扩大地方与学校的自主权的管理体制；四是统筹协调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实行分类指导的策略；五是重视和保护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果红认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成功的职教模式主要体现在创新，立足资源、着眼优势、突出重点的专业特色，全面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能力本位的实践教育内核这些方面。周颖和王大超认为整合和集成职业教育资源，并与反贫困相关的要素组成集成管理体系，这种反贫困职业教育集成管理模式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广泛的整合性、相互协同性、广泛的开放性特征。张丽莉和王大超认为反贫困职业教育要坚持传统教育与现代理念、理论与实践、职业教育与企业培训、集中培训与分散教学、常规教育与远程教育、阶段性教育与终身教育相结合的六个原则，指出可以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适合本地区的教育教学模式、能力本位的多元整合模式来探索一个适合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朱容皋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是基本前提，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是重要环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是有效手段，提高新型农民的综合素质是重要措施，现代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是重要途径。颜涛认为湘西实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探索，需要准确定位扶贫对象，增强内生动力；明确扶贫目标，利用地方特色做好扶贫脱贫；重在统筹兼顾，具体落实扶贫措施；提倡创新扶贫，增强贫困地区学子的竞争力。刘鹏丽以广东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建设为例，在梳理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探索性新思路和相关对策建议，力求为中国民族地区高职教育发展进行有益探索。

无疑，学者们从国际视野和本土行动这两方面对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模式与经验进行研究，他们既关注国外的经验，也重视国内的做法。在国外方面，既侧重发达国家，也关照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方面，既聚焦于中西部地区、连片特困区和民族地区的实践，也涉及发达地区的探索；既有宏观叙述，也有微观介绍，力图多视角、全方位地为我国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提供模式选择和经验参考。

（五）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建议与策略

职业教育如何扶贫与反贫困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问题，“顶天”在于其要“上得去”，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要上升到理论引领层面，“立地”在于其要“下得来”“接地气”，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要回归到关照现实需要。如何进行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不仅是学者研究的旨趣所在，也事关其功效与作用的发挥。为此，学界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策略。

1.宏观层面的建议与策略。黄信爱认为，为了实施反贫困的职业教育战略，必须选择反贫困的职业教育和多种扶贫开发政策一体化攻坚的总体战略，并通过实施非均衡发展、效益导向、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资源社会化的反贫困职业教育战略予以保证。罗光沛认为发展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可从六方面来进行努力：第一，大力宣传和深入贯彻全国职教会精神， 提高职业教育在社会上的地位；第二，贫困地区职业学校的领导干部应自觉转变观念，真抓实干；第三，努力探索与创新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第四，充分认识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特点，搞好课程改革；第五，根据市场需求，打造品牌专业；第六，主动争取政府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领导和经费的投入。王洋和王大超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三种途径：一是协同创新农村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积极推进农科教相结合，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三是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深化农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蓝统栋认为把基层工会组织工作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当地经济发展急需的人才、全面关心弱势群体与开展教学改革是使职业教育成为扶贫帮困的有效途径。游明伦和侯长林针对我国职业教育扶贫机制设计存在的问题，依据机制设计理论，从完善职业教育扶贫机制顶层设计、优化调整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布局和创新职业教育扶贫联动机制来对职业教育扶贫机制的发展进行了理性思考。朱爱国和李宁认为职业教育是最有效的“造血式”扶贫，并建议改革招生制度，实现“精准招生”；完善资助政策，实现“精准资助”；推进教学改革，实现“精准培养”；加强技能培训，实现“精准培训”；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实现“精准就业”。贾海刚提出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以造血式扶贫为主要方式、适龄劳动力为主要扶贫对象、职业能力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三重路径，实现由见效周期较长的基础教育扶贫向见效周期短、时效性更强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转变。

2.中观层面的建议与策略。常彦认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走重点建设、示范带动、协调发展，实现特色立校，创立品牌职业学校的路子；第二步走职业教育义务化的路子。廖开兰认为贫困地区县城经济与职业教育藕合发展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其对策有三点：一是面向县城经济，培养实用型县本人才；二是面向劳动力转移，培养综合型外向人才；三是加大投入，保证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杨占忠认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整合职教培训资源、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突出职业教育主题、紧紧围绕职业教育需求、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贫困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有效途径。王大超和袁晖光认为因地制宜建立不同培养模式、将教研工作置于中心地位、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整合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资源是新时期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策略。吴格娥等人提出把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扶贫的核心工作、经费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当地政府统筹承担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教育内容取决于教育对象的需求、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措施。许锋华和王祖山提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统筹职教资源是连片特困地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何丕洁认为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办好职业教育，他建议加大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来消除社会的歧视，加强西部与东部职业学校合作，为培养新型农民服务，开展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专项教育培训。王嘉毅等人认为依托职业教育拔除穷根，增强贫困群众致富本领，应按照“拔穷根”的思路，提升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能力、加快区域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加大实用技术技能培训力度、鼓励贫困地区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

3.微观层面的建议与策略。董江华从反贫困的视角对南疆三地州职业教育发展提出建议：一是把握发展机遇，统筹规划院校数量、层次结构、区域布局等；二是从职业教育学科总体布局上引导南疆经济走绿色发展之路；三是走语言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的特色道路；四是着眼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树立商品、劳务输出的国际化意识。李华玲认为加快以县级职业教育发展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心的职业教育专业体系建设、 健全以责权利为重点的校企合作政策体系、建立以合作交流为切入点的师资培训培养新机制是黔西南连片特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对策。胡青江等人基于扶贫开发的视角，对南疆三地州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一是加强政府组织引导，完善相关制度；二是建立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增加经费投入；三是抓住“对口援疆”机遇，补齐自身“短板”；四是办学模式、参与主体多元化。孟凡华和任志楠认为调整职业教育布局、调整专业结构、优化师资队伍是贵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未来走向。陈敏认为运用科学有效的策略来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就业， 从而实现湘西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脱贫。赵旭红对湘西州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整合湘西的教育资源，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建立州县两级高效可行的长效机制，加强职业院校硬件设施、师资培训、特色专业等方面的建设；三是将职业教育纳入精准扶贫整体规划，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技术优势。邓廷云和唐志明对连片特困地区中的滇桂黔石漠化地区非学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问题进行探析，认为要提高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效果，实现精准扶贫的策略有三点：其一，建立扶贫对象人口档案，将“漫灌式”扶贫转为“滴灌式”扶贫；其二，更新培训模式，最大限度释放培训项目的应有助力；其三，完善教育扶贫资金运作方式，实现教育扶贫资金精准管理。

不难发现，近年来，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建议与策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所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既有从宏观层面对职业教育扶贫制度顶层设计、精准扶贫路径和策略进行研究和思考，也有从中观层面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精准扶贫脱贫的建议和策略，还有从微观层面对某个具体贫困州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进行路径探索和策略建议。

二、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的应然之策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的繁荣与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形成了“繁荣的低谷”与“贫乏的丰富”并存的学术生态。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与职业教育学科自身有密切联系，也和研究者的理论素养相关。要克服这些问题，推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加强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理论研究

一方面，加强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总体而言，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研究队伍大多是具有教育学专业学术背景的研究人员，即使他们具有要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去分析贫困问题的意识，但研究成果相对滞后的问题颇能体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憾。其重要表征之一是，如前所述，“精准扶贫”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和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职业教育作为扶贫开发体系的一种重要方式，即使教育学研究者闻到了这股强烈的气息，要把“精准扶贫”移植到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但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内涵、特征是什么，如何界定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功能，怎样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其效用，如何使职业教育结构与人口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等社会结构相适应，如何处理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基本理论问题，亟待学界去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另一方面，加强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理论与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 现有研究成果对“贫困文化理论”“资源要素理论”“人力素质贫困理论”“系统贫困理论”等扶贫开发理论的关注颇显不足，运用这些理论来开展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更不多见。同时，职业教育扶贫模式与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一是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二是职业教育扶贫体系的构建还没形成系统的认识。 因此，把职业教育扶贫模式与贫困发生机制结合起来进行理论研究，精准把握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并以此作为扶贫与反贫困政策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从而构建系统的职业教育扶贫模式。

（二）加强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机制研究

尽管贫困问题的产生受到自然条件、历史起点、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国内关于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机制研究，仍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观照。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而且仅集中在个别研究者的成果之中。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对政府和个人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中的责任分析有所涉猎，对政府、职业教育扶贫机构和个人的责任也有所认识，但对国家的扶贫角色、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和穷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职能和相互作用的责任机制则几乎没有涉及。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社会组织、民间力量等参与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相对忽视，没能重视并研究如何调动这些力量参与其中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

应该说，研究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机制，既要关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政策的制定颁布、实施过程、扶贫效果等，也要从贫困群体自身的生存技能需要、生存环境、人文关怀和向上流动的渠道等方面去探讨，还要重视社会组织、民间力量参与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从多角度、多层面去进行观照，加强不同主体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机制研究。

（三）加强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微观实证研究

从现有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从宏观层面去思考，认为制度不健全、资源匮乏、科技落后、人文素质相对低下等是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但各个地区之间贫困问题又各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以共性涵盖个性的研究也有失偏颇。虽然不少成果是针对不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研究，但可能由于缺乏微观实证研究，而导致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建议与策略上，出现不少“放之四海而皆准”又“相类似”的建议与策略，真正具有区域性、针对性、独特性以及建设性的建议与策略颇为少见。

目前，从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制度的顶层设计，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功能、方式、途径、模式等，再到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区域现象和问题研究，用微观实证的方式试图从具体的社会环境去探索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寻求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最佳模式，是重要的研究趋势。如陆杰华对辽宁省凤城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贫困地区农民职业教育开展的状况、职业教育接受者的经济收益以及决定农民参与职业教育的个体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深入分析个体职业教育对增加其持续反贫困的能力的作用。王海港等人应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方法研究珠三角农村职业培训发现：不可观察变量在村民参与决策和收入获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可观察变量使得最有可能参加培训的村民获得边际收益最低，而不太可能参加培训的村民获得的边际收益最高；参加者的处理效应低于平均处理效应，而后者又低于未参加者。周亚虹等人通过对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从农村职业教育回报的角度讨论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贡献，得出农村职业教育对提高农村家庭经济收入有着显著作用的结论。陈平路等人抽样调查了国内4个省（区、市）的8个试点县和非试点县 ，获得雨露计划试点政策效果对比数据信息，分析发现雨露计划显著改善了中职就读情况，试点县的政策效果较非试点县明显。

不难发现，上述成果关于微观实证方面的研究仍不多，且散见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针对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实证研究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值得借鉴的、评价效果良好的模式可供参考。

（四）加强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跨界”研究

贫困是与人类发展相伴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能否处理好贫困与发展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贫困现象以其丰富的社会含义和复杂的影响因素，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的注目。贫困问题是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重点，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有学者指出，经济学多从资源配置、经济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从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倾向于政策取向的实践问题研究，社会学则多从理论层面研究。毋需讳言，由于贫困问题产生的机制比较复杂，不同学科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优势，但也难以规避自身略显片面的局限。因为贫困问题原本就不仅仅是经济、教育、管理等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一种社会现象。无疑，运用多学科、多视角、交叉学科来进行研究，是突破现有关于贫困问题研究局限的重要途径。加强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跨界”研究，除了“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跨界’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和特征”的学科品性之外，更重要的是由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本身的跨界属性所决定。无论是它的概念、内涵和特征，还是它的功能、模式、方法、途径等，都要求必须在关注和借鉴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文化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学科视角和优势来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推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总之，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还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前行，期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水平和决策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

（作者：谢德新，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讲师、博士；陶虹，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