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
发布时间：2010-09-02
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 目前，中国的教育经费十分紧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到2012年要达到GDP 的4%。本文对这个“4%”进行了初步解读，认为教育投入不足主要是地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体制与投入标准都需要规范。
[关键词] GDP4% 投入不足 教育责任 规范标准
我国教育投入不足，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2010年7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
一、中国经济高增长，但教育经费始终是低投入
据统计，在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上，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4．1％。中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要在2000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但时间已推至2010年。事实上，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始终没有达到GDP4%的水平。
2008年全国GDP为31.4万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3.32%（因统计数据比原先增加了1.34万亿，原统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实际上达不到3.48%）。实现4%目标，至少还要再增加0.68个百分点（2009年没有找到可靠数据，没有计算）。
二、2012年若能实现GDP的4%，教育经费将增加7500亿元
按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12年达到4%。则从2009年到2012年，要增加教育投入7500亿元。具体框算是：
2009年我国GDP为335353亿元，按4%计算，应该是13414亿元。
2010年GDP总额按10%的增长速度，将达到36.89万亿，4%就意味着1.4755万亿的财政性教育投入。
2011年GDP总额按10%的增长速度，将达到40.58万亿，4%就意味着1.6232万亿的财政性教育投入。
2012年GDP总额按10%的增长速度，将达到44.64万亿，4%就意味着1.7856万亿的财政性教育投入。
这样框算，较之2008年的1.04万亿，整整需要增加7456亿。4年近7500亿的教育投入增值，以全国大中小学生总数3亿计算，人均增加2500元，无疑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如果把教育支出占GDP的4%的比例换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又是另外一个检验标准。近几年，按国家公布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那么，这个4%就是财政收入的20%了，也就是说，国家教育投入总比例应该占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强，才对。如果某一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不足财政收入的20%，就是投入不足。
三、我国教育投入不足，主要是地市级以上财政投入不足
经社会访问性调查，发现县级人民政府为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法，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例如湖北省，绝大多数县（市），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一般都在40%以上，有的县（市）最多年份的达50%—60%。其他省份没有调查，但全国的义务教育自2009年起，教师工资比照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得到落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基本得到保障。
中国教育投入不足，主要是非义务教育，尤其是省级和地（市）级教育投入不足。高中阶段，主体也是在县（市），所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才是中国教育投入不足的教育类型。其中，职业教育，又主要是地（市）级政府主办，教育投入最差的是职业教育。
若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财政性投入，进行4%的量化考核的话，县级人民政府肯定是超额完成。省级、地（市）级人民政府如果不对其单独考核，而是把其所辖县市综合起来计算考核，其过关的可能性也高，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省级、地（市）级人民政府，县（市）级政府超额投入，就弥补、遮蔽了省、地（市）级人民政府投入不足。但沿海发达地区的省、地（市）级人民政府，若抛开县市级投入，如果本级政府财政投入都达到4%，则其非义务教育必富得流油。因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除京津沪外，都是高等教育不发达的地区。
例如沿海新型发达城市，最典型的是深圳市，除少数两所高教机构外，基本没形成自己的教育体系，其教育投入不存在任何困难。
如果，不具体对省、市、自治区和地、市、州进行考核，只是到2012年底，按全国总体框算出一个4%，并不很难。如把高校借的银行贷款数，也计入政府投入（因为最终必然由政府埋单，说的过去），或者把高校近三五年投入计划计算在内，或者把划拨的土地按市价计为政府投资、学生的奖助金计入、甚至把学生交的费用计入政府投资（可以说明是收支两条线，按财政统计口径即如此），有的甚至干脆造一个假数据都有可能（地方政府做这样的太多了）。到2012年全国自下而上地把数字做成4%，也是说不定的事情。
四、中国教育投入不足，主要是责任不明确
中国的义务教育是教育投入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在2009年以前，中央没有把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明确之前，也是这样。从教育投入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看，县级人民政府在各级政府财政中，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最大的。在原来的财政体系中，基本态势是：乡镇财政＞县级财政＞地市级财政＞省、市、自治区财政＞中央财政。
中国是集权制国家，只能是上级监督下级，不可能出现下级监督上级，高一级政府往往是，权利向上收，责任向下推（改革开放30年基本上是这样）。有史以来，在中国县级政府是最低一级的中央下派的政府机构，所以基础教育的责任一直明确是属于县级人民政府的责任。而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在办基础教育，中央政府对其核心阶层，教育部有直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中直机关教育系统，保证了中央高层工作人员的子女得到优质教育资源，省级人民政府、地（市）人民政府，甚至县（市）人民政府也一样，都有自成系统的保证本级高层子女的直属学校。如果要公平，就必须首先把这些所谓各级教育部、厅、局直属的学校，全部按规定下放到该承担教育义务的层级人民政府主办。
而高等教育，现在有中央部委和教育部直属高校，省级人民政府和大型企业集团（在逐步减少）举办的高校，地市级人民政府举办的高校（主要是高等职业教育）。部属高校有固定的、相对较高的收入来源，省级高校收入来源相对部级要差，地市级高校基本上是“财政拨款不足退休费、在职教师靠收费、基建投入靠创收与违规”。中等职业教育，过去主要是地市级人民政府主办，现在是地（市）、县（市）两级人民政府举办。而这两级政府又是中国各级政府中财政最困难两级政府，所以职业教育是中国投入最差的教育类型，其破乱不堪的学校，加上学校为了生存而努力招生、创收，面向的是农民子女，县（市）初、高中考分低的学生，时有违规事件发生，甚至滋生腐败与贿赂，被人民大众称为“中国末等教育”，其社会影响与美誉度可想而知。
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教育体制（指财政供给体制）是相辅相成的，中低层人民政府财政困难与教育投入不足是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在中国到底高等教育由哪一级人民政府承但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但有一条潜规则就是——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归中央，次之归省级，最次的归地市。而财政资源与教育资源正好与之相匹配，优质的可能更优，次质的必然更次。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财政供给现状。到2012年，如果财政体制不改革，只是总的拨款额增长，对教育来说，总体上是好事，具体来讲，也不一定都是好事。教育类别之间，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之间差距可能更大。
五、中国教育的大政策，需要规范与调整
教育体制与财政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不是财政体制不改革，教育体制就动不了。如果把九年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立法确定为县级人民政府的责任的话，高中教育与中职教育就应该是地（市）级人民政府的责任。省级人民政府就应该主要承担高等教育的责任。
中央人民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办教育，高等教育可以全部下放到省级，即使要保留，也只保留“研究型”高校，明确国办高校是研究型外，其他高校都是教学型高校。既有利于高校分类发展，又有利于明确财政分工。
另一个最大的规范就是财政拨款标准，例如，研究生一个标准，本科生一个标准，高职专科生一个标准，中职生一个标准，全国统一。在教育实践经验成本基础上，扣除目前的收费标准之后，作者拟了一个拨款标准，供读者参考。见下表：
表2 中国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拨款拟订标准
|
学生种类 |
财政拨款标准分年度提高 | ||||
|
类 别 |
种 别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
研究生 |
博士生 |
10000 |
20000 |
30000 |
40000 |
|
硕士生 |
8000 |
10000 |
15000 |
20000 | |
|
本科生 |
文科生 |
5000 |
7000 |
9000 |
12000 |
|
工科生 |
6000 |
9000 |
12000 |
15000 | |
|
理科生 |
7000 |
10000 |
13000 |
16000 | |
|
高职 |
专科生 |
5000 |
7000 |
9000 |
12000 |
|
中职 |
中专、中职 |
2000 |
2500 |
3000 |
4000 |
财政拨款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着社会物价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变动频率应与公务员工资调整同时进行。国家财政拨款标准肯定不能“随行就市”，但收费标准可以一两年一调，以弥补教育经费不足。
当然，随着财政拨款标准的实施，政府可以对高校提出教育质量达标的系统标准，达不到质量标准的扣除其一定比例拨款。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