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研究的特征、热点与展望

摘要：建设教育强国已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其实现离不开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而高质量职教成果可为其提供重要支撑。为把握当前职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基于对2024年《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文献的分析发现：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研究成果呈现研究主体集聚化、地域分布差异化、合作发表为主流模式、发表载体以教育学期刊为主、职教研究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研究方法以非实证为主等特征。职业教育研究热点集中在基本理论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产教融合新形态探索、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职业教育政策制度构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国际比较、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八个领域。为更好地助推教育强国建设，引领职教研究做强做实，应当加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促进跨界研究成果涌现；锚定真实研究问题，兼济改革热点与冷门话题；着眼学生成长需求，向深向实做好微观研究；强化循证研究导向，力求研究成果顶天立地；拓宽国际研究视野，融贯中外讲好中国故事；推动职教研究“破壁出圈”，增强学科话语权。

关键词：职业教育；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强国；自主知识体系；学科话语权

一.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系统部署，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4）。建成教育强国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后文简称《纲要》）指出，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5）。开展职业教育研究是服务科学决策、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对于构建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尽管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研究工作的战略意义已有明确定位，但现实中研究队伍“散”“弱”“虚”的痛点仍未消解。针对这一矛盾，亟须通过系统性文献分析厘清高质量成果的特征，为弥合政策要求与实践差距提供实证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发行的《复印报刊资料》是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水平的参考依据之一，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所选文献源于高质量期刊，且经过了各学科领域专家鉴定和同行评议，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代表性（陶新宇，2004）。《复印报刊资料》已正式出版发行115种子刊，其中《职业技术教育》（以下统称《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是国内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内唯一的二次全文转载期刊，将其作为研究职业教育高质量研究成果的来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基于此，本研究以2024年《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的175篇文献为样本，通过分析其基本特征与热点话题，追问“何为高质量职教研究”“如何培育高质量成果”，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从政策话语向学术实践有效转化，为构建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破解职教研究发展困局提供参考。

二.我国高质量职教研究成果的基本特征

为全景勾勒高质量职教研究成果的特征，本研究首先对转载文献进行信息提取，如作者个人信息、作者单位信息、来源期刊信息及研究方法等。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进一步对文献信息进行了编码，编码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粗读全部转载文献，梳理编码采集点并制定编码规则。二是由5位职业技术教育专业研究生对《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转载的26篇文献按照编码规则进行背靠背编码练习。在这一阶段，采用Scott’s Pi系数对编码者信度进行评估，结果显示Scott’s Pi系数均大于0.80，符合内容分析法中对编码员信度的高标准要求，表明编码者对同一对象进行编码时的一致性较高。三是对编码结果不一致的地方进行集中研讨，最终确定编码规则。四是由前述5位研究生单独开展正式编码工作，完成后进行对比分析，取多数编码结果形成结构化文档并进行特征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当前职业教育高质量研究成果呈现研究主体集聚化、地域分布差异化、合作研究发表为主流模式、发表载体以教育学期刊为主、职教研究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研究方法以非实证为主等特征。

1.研究主体集聚化

转载文献的第一作者中，有89位（50.86%）具有正高级职称，48位（27.43%）具有副高级职称，147位（84.00%）拥有博士学位；从其所属单位性质看，73位（41.72%）作者来自“双一流”本科院校，59位（33.71%）的作者来自普通本科院校，仅19位（10.86%）作者来自高职院校（见表1）。由此可见，高质量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的集聚化特征：本科院校的高级职称、高学位作者在高质量职业教育研究中占据主要位置。

表1　第一作者的职称、学位和所属单位

2.地域分布差异化

从第一作者单位的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被转载126篇（72.00%）；中部地区被转载13篇（7.43%）；东北地区被转载5篇（2.86%）；西部地区被转载31篇（17.71%）（见表2）。高质量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的地域分布表现出“东部引领—中部量少—西部散点分开”特征。东部地区因为有北京、浙江、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地的职业教育研究智库，高质量成果的产量较高；西部地区依托师范院校形成研究集群，重庆较为突出，其中西南大学这一职业教育研究重镇在转载成果上位居前列。

表2　第一作者单位的地域分布

3.合作发表为主流模式

从转载文献的署名情况看，58篇（33.14%）为独著，78篇（44.57%）为两位作者合著，39篇（22.29%）为三位及以上作者合著。科研合作是科学研究复杂化、交叉化和高深化的必然要求（金枚等，2017），从表3也可看出，合作已是职业教育高质量研究成果产出的主流模式。合作度和合著率被视为文献计量学中揭示相应学科领域作者合作程度的两大重要指标，合作度等于作者总人次除以论文总数，合著率等于合作论文数除以论文总数（邱均平，2007）。2024年高质量职教研究成果的合作度为1.98、合著率为66.86%，远高于教育学领域的平均合作水平，即合作度1.39、合著率30.00%（袁礼等，2018）。在合作形式上，同单位合作有60篇（34.29%），省内跨单位合作有25篇（14.29%），跨省合作有32篇（18.29%），其中本科院校与高职学校的合作尤为常见，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

表3　作者人数及合作情况

4.发表载体以教育学期刊为主

2024年《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共转载了57本期刊的论文，达到近几年最高水平。转载量超过4篇的期刊共14本，职业教育领域的核心期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职业技术教育》和《教育与职业》占据着2024年转载量的前四位，累计转载了48篇（27.43%）文献。从期刊收录情况看，67篇（38.29%）来源于CSSCI收录期刊，16篇（9.14%）来源于CSSCI扩展版收录期刊，59篇（33.71%）来源于北大核心期刊，而33篇（18.86%）属于其他期刊。从期刊的学科分布看，155篇（88.57%）源自G4类（教育学类）刊物，9篇（5.14%）来自C类（社会科学总论）刊物，8篇（4.57%）来自G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刊物，3篇（1.72%）来自其他类刊物。由此可见，高质量职教研究成果高度集中于教育学类期刊。

5.职教研究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

如表4所示，所有转载文献的篇均引文量为24.07篇，篇均引用外文文献的数量为4.61篇，引用外文献的文章数量占比16.90%。考虑《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每期均会设置“比较与借鉴”专栏，剔除这一专栏的文献后统计发现，非比较与借鉴类的转载文献篇均引用外文文献的数量为1.9篇，占比仅为7.30%，甚至有76篇（43.43%）文章未引用外文文献，135篇（77.14%）文章引用外文文献数量低于5篇。一个学科的国际化水平可通过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关注和借鉴程度来体现。学术论文中外文文献的引用不仅能够展示研究人员的语言能力和学术资源获取能力，而且能够反映该学科领域对国际研究成果、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吸收与应用情况。由此可见，国内职业教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还不够，非国际比较类文章缺乏对国外前沿学术成果的关注。

表4　转载文献的参考文献引用情况

6.研究方法以非实证为主

从研究方法视角看，一半以上（100篇、57.14%）的研究以“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注重理论、概念和观点总结”为主，缺乏研究数据（或资料）收集和统计方法运用，例如其中的91篇文章未进行研究数据（或资料）收集；近三分之一（57篇、32.57%）的研究是“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其中20篇为案例分析研究；“综合运用思辨、量化或质性研究方法”的混合研究有12篇（6.86%），“对事物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检验某些理论假设”的量化研究有5篇（2.86%），这些研究中虽然有研究数据或资料作为支撑，但较多文章缺乏数据收集或分析程序的描述；“将行动和研究结合起来，关注实际效果改善”的行动研究只有1篇。转载文献中采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的较多（73篇），利用问卷调查、访谈或观察实验获取一手数据的文章仅14篇。由此可见，当前的高质量成果仍呈现出较强的“非实证”倾向，一手资料获取能力有待加强，贴近产业一线的研究仍显不足，混合研究方法及跨学科方法（例如文献计量法）的应用频率极低。

三、研究热点

为了更深入地探索高质量职教研究成果所关注的核心领域，本研究综合分析了《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专题栏目及转载文献的关键词聚类结果，并辅以人工归类和内容分析，最终提炼出2024年职业教育研究的八大核心领域。

1.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探究

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旨在探究与职业教育发展紧密相关的基础问题。杨瑜等人（2024）从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角度出发，追溯了职业教育“污名化”的根源，主要原因包括思想陈旧、制度的滞后性、产教分离以及师资队伍建设落后等。谢维和（2024）从职业教育的本质角度出发，探讨了职业教育的本体功能和育人本质，旨在揭示职业教育领域的基本规律、原则和方法。曾天山（2024）从历史的视角，梳理了中国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发展历程。赵蒙成（2024）从职业教育知识体系的建构角度出发，探究了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出职业教育话语体系需面向我国自己的职业教育实践与问题，尤其应注重话语的本土化、现代化与数字化。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研究的不断突破，是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新时代背景下，强化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对于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及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徐国庆等，2025）。

2.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类别、开放融合特征的职业教育系统。统筹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最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主题。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构成，明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等其他类型教育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议题涵盖职业启蒙教育、中高职一体化、三教统筹等方面的内容（罗颖等，2024），为深入认识我国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提供了重要参考。早期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聚焦于顶层设计层面，体现为宏大叙事的特征，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多地转向了对运行机制层面的深入探讨。有学者从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论证了中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思考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徐国庆，2024）；还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角度出发，探索了职普融通的内涵、现实需求和实践框架（徐国庆等，2024）。

3.产教融合新形态探索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特征，始终与产业保持密切联系，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应有之义。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产业升级的关键。和震（2024）提出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需要遵循产教融合的本质规律，关注其发展的主线与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基本变成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实体，不再有配合学校培养人才或者协助进行教师培训的义务等，学者们基于上述变化提出了推进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的新思路。相关研究涵盖法律规制、组织运行与实践探索等多个方面。例如，王为民（2024）从产教融合所面临的制度困境角度出发，深度研究了产教融合的产权流转制度；在探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新形态方面，匡瑛等人（2024）从产教融合所面临的组织困境角度出发，倡导推动产教融合跨界组织实体化运作。

4.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始终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使命，具体涉及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训基地等一系列核心要素（赵文平等，2024）。其中，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仅是提升职业学校办学水平的关键环节，也是在实践中落实先进职业教育理念的主要途径，对推动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学界围绕“以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为抓手，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创新”展开多维度研究，涌现出大量高质量成果。例如，胡顺义等人（2024）从课程角度，探讨了高职课程的适应性问题；全守杰等人（2024）则从教师队伍建设视角，关注了优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准入、保障和培养的关键环节。总体来看，通过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与优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并为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

5.职业教育政策制度构建

职业教育政策制度主要关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政策与制度框架，对于引领职业教育整体发展方向具有重要作用。这些政策制度的诞生与职业教育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为满足高质量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在需求，必须建立完善的政策制度（高明等，2024）；另一方面，为更好地服务国家在各领域的重大战略布局，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张学英等，2024）。近年来，研究者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数字技能保障、技能人才政策、教材政策、“三教”协同政策、市域产教联合体以及教师企业实践等多方面展开探讨，力求通过完善政策制度，切实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实效性。例如，高明等人（2024）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系统梳理了职业教育现代化政策；郭日发等人（2024）聚焦职业教育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关系，揭示了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演进历程。随着各种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得以获得更为坚实的外部保障，为推进现代化和提升质量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6.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构成了职业教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范畴之一（李俊，2024）。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职业教育与生俱来的职责，也为其持续保持生机与活力提供了关键动能。随着社会与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职业教育必须紧扣时代脉搏，通过改革与创新来应对多变的社会需求，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研究集中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例如，马建富（2024）关注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探寻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使命与可行路径；邢芸（2024）则从职业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角度切入，剖析了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中的现实要求与改革取向。职业教育通过不断加强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在助力国家战略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7.职业教育国际比较

国际比较研究在职业教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学界围绕如何更好地汲取国外经验展开深入探索：英国的职教高考与学位学徒制（倪小敏等，2024）、美国与日本职业教育在产业发展及社会结构中的实践（王建梁等，2024；于洪洋等，2024）、韩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革新之路（李瑾等，2024），以及澳大利亚TAFE在数字化与国际化方面的战略部署等，均成为重要研究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UNESCO-UNEVOC）的教师培训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与经合组织在绿色技能领域的探索，以及欧盟现代学徒制实践、欧洲技能指数评估、亚洲三国数字技能建设等议题，也得到了系统审视。随着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我国不仅能够洞悉国际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模式，也为探索符合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提供了宝贵参考。例如，王琪等人（2024）立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视角，阐述了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路径；郝天聪等（2024）则倡导在中外比较研究中重塑中国立场，呼吁进一步构建本土化的比较职业教育研究体系。

8.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引领未来改革的关键议题。自2020年以来，《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为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引导方针和制度保障，一方面促进了院校信息化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网络技术与智能化教育的深度融合，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面对数字化时代的转型挑战，研究者在剖析职业教育数字化课程时指出，目标定位滞后、技术融合不充分等问题仍需解决（秦国锋等，2024）；从数字教材建设的视角来看，规划缺失、标准不统一、知识图谱构建困难、平台不完善以及监控机制不足等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化发展进程（徐晔，2024）。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在为职业教育带来全新机遇的同时，也对其内涵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成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四.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研究的未来展望

从2024年《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文献的分析结果可见，高质量职业教育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对于指导实践、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面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要求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仍需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研究质量，引领职教研究做强做实，加速高质量研究成果产出，进而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1.加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促进跨界研究成果涌现，为教育强国建设实践推进提供理论指引

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Big Science）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诸如产教融合所涉及的法律和组织运行问题必须依靠跨界的有组织科研来解决。然而，当前我国职教研究力量分散，尚未形成强大合力，这无疑制约了重大原创性和突破性成果的涌现，进而影响了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实践推进的效能。为此，研究力量应从“散”向“聚”转变，唯有整合研究主体力量，才能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进而充分彰显职业教育领域有组织科研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

其一，尽管我国“双一流”本科院校在高质量研究成果上表现颇为亮眼，但一线的职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的研究力量仍然较为薄弱（曾天山，2024）。为此，需强化“双一流”院校与职业院校的协同创新，引导多元研究主体围绕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课题，发挥各自优势，展开集中攻关，带动职业本科和高职院校研究水平与研究氛围同步提高，共同产出更多优质研究成果。

其二，根据徐国庆等人（2025）的研究，我国职业教育的知识生产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目前仍主要处于模式Ⅰ“传统学科模式”与模式Ⅱ“跨学科知识模式”阶段，尚未达到模式Ⅲ“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阶段。大学、产业、政府以及公众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合作还不够紧密，未能形成一批真正的“超学科组织”。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大学、职业院校与政府、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仍停留于浅表层次，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同创新不足，“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尚未有机耦合（薛寒等，2024）。为此，需要加强职业教育研究的跨界协同，引导产业、行业、企业等有序参与到知识生产过程中来，并作出知识贡献，实现超学科的知识生产，做嵌入经济社会之中的职业教育研究。

2.锚定真实研究问题，兼济改革热点与冷门话题，回答教育强国建设核心议题

当前职业教育研究在促进技术进步、经济转型等多个关键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屹等，2024），这些成果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职业教育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为新时代职教改革创新及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部分研究仍深陷主题宽泛、内容空洞的困境，难以满足教育强国战略对高质量职教研究成果的迫切需求，因此在回应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是面面俱到的多，一针见血的少。许多研究浮于表面，未能深入探究关键问题。以产教融合为例，尽管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大多数仍局限于宏观视角（何杨勇，2024），对于校企合作中利益分配的公正与合理性、课程体系与产业技术升级的高度契合性以及“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的有效策略等核心议题，尚缺乏深入挖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制约《纲要》中提及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形态构建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是应然研究饱和，实然研究匮乏。有些研究过分追求理论层面的宏大叙事，仅仅在文献间游走，勾勒出理想化的愿景，却未能触及并解决实质性的关键问题，这不仅难以对实践产生有效的指导，反而给一线教育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惑与迷茫。这些倾向容易导致重复研究和低水平研究，违背职教研究实用性和应用性的原则，难以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现实指导意义。

为此，职教研究应更加聚焦真情况，下真功夫，回答真问题，更多地开展田野和实地调研，确保研究能够真正服务于职业教育实践需求（石伟平，2024）。实际上，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并非维特根斯坦所指的必须沉默以对的“不可言说之物”，将具体问题抽象化或追求宏大理论的研究均是逃避研究问题的表现。要深入职业教育教学一线、产业生产现场开展调研，精准锁定并解决实际问题。既要聚焦当前职业教育研究重点关注的15个领域，也要着眼于《纲要》中所提及的产教融合多元办学、职普融通成长成才通道探索、技能人才成长政策环境优化等过程中实际的、具体的问题。

一些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文章尽管质量较高，但引用和下载量较低。有学者指出，热点研究对学术性与研究性重视不足，呈现出“热点太热，学术太冷”“热点太多，研究太少”的研究乱象（张亚平等，2023）。在职教学界，追逐热点成风，而那些需要耐得住寂寞、深入钻研的“冷板凳”研究却鲜有问津。许多学者虽著作颇丰，但真正能代表其学术成就的佳作却屈指可数，未成“一家之言”。因此，应当鼓励职教学者将研究做深做实，既要关注“改革热点”，也要深耕“冷门话题”。此外，也需加强元研究，对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价，挖掘现有研究中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从而为研究者们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和方法论支持。

3.着眼学生成长需求，向深向实做好微观研究，为教育强国建设持续积累基层经验证据

当前，职业教育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宏观战略与制度架构的构建，对于学生这一核心教育主体的成长需求关注不足。这类研究往往容易忽视学生实际的学习与成长过程，缺乏对学生学习体验及职业发展困惑的深入洞察。实际上，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在宏大理论层面进行指引，也需要持续积累基层经验证据。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较少深入职业院校课堂、实训车间、实习基地等场所全面了解学生学情，自然不能敏锐地发现现实热点、痛点和堵点。2024年转载的文献中，高职学生学习者特征、德国低成就青年职业教育排斥、劳动者形象塑造、德国青年技能投资意愿等研究均指向了学生群体，但其下载量与引用量不高，学生作为教育教学主体的需求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于职教研究的始终，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学生、学情的微观研究上。首先，职业教育研究可通过细分学生群体，深入探究其在职业教育中的个性化需求与发展轨迹，为分层教学、个别指导及精准培育提供坚实支撑，从而拓宽学生的成长与成才之路。其次，应注重学生职业道德、创新意识、团队协作、沟通交流等非专业能力的培养，助力学生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此外，还需深入职业院校的课堂、实训车间及实习基地，运用多样化研究方法，长期追踪各专业、各年级学生的学习情况，剖析其知识掌握、技能增进及职业素养形成的动态演变路径，从而持续优化实践教学体系，提升学生的职业适应力及实践操作能力。

4.强化循证研究导向，力求研究成果顶天立地，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中彰显社会性效应

当前职业教育研究中存在明显的循证不足问题。许多研究钟爱“价值—问题—路径”三段式模式，但这类研究往往是基于理论的理想演绎而非事实的逻辑推理。本研究分析发现，职教研究成果中说明性文章占比较高，思辨研究是主流方法，而量化研究、混合研究及行动研究占比极低。这种倾向不仅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难以将理论与实际行动紧密结合并检验其效果。在此背景下，研究成果很难带来真正的社会性效应，也就很难发挥其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作用。同时，近半数文章未进行资料收集，有资料收集的也主要依赖二手资料，运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一手资料收集方法的文章很少。以技能型社会研究为例，学界既有研究存在比较明显的应然性倾向，偏爱理念类型的建构，而忽略因果逻辑的实证分析。

为提升职教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力求研究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迫切需要强化循证导向，追求研究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的结合，致力于为推动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高质量发展作出知识贡献，尤其是为提升《纲要》中提及的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改革提供经验数据支持。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充分利用并合理驾驭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数字技术，进行多源数据的广泛收集、文本的深度分析及信息的精准挖掘，推动职教研究从传统的小样本、访谈座谈、定性分析模式向大规模、多维度、精准化研究模式转变。例如，通过分析职业院校教学管理系统中的学生学习行为数据、成绩数据、考勤数据等，精准识别学生学习困难与风险因素；深入车间与田野，亲身探寻并收集工作世界中“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的证据，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事实依据。同时，还要构建严格的科学研究质量保障体系，规范数据收集、整理、分析流程，确保研究方法科学严谨、研究结果真实可靠，提升职教研究的学术品质与应用价值。

5.拓展国际研究视野，融贯中外讲好中国故事，在国际坐标系中审视教育强国建设定位

在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正加速推进，然而本研究发现，我国职教研究国际视野不足：一方面，非比较与借鉴领域的研究成果外文引用较少，反映出国内研究对国际前沿研究成果吸收融合不足；另一方面，比较类文章的下载量和引用量相对偏低，反映出国内研究对国际动态关注的欠缺。如果缺乏高质量比较职业教育研究成果，将很难认清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很难在国际坐标系中审视教育强国建设的定位。

为此，应该主动放眼全球，做“融贯中外”的职业教育研究，向世界讲好中国职业教育故事，展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典型经验。研究者要主动关注国际职业教育研究动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学术交流等活动，与国际同行建立紧密联系，及时了解国际职教研究热点与趋势，吸收借鉴先进的研究理念、方法与技术。同时，还要加强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剖析不同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体系、职教人才培养模式、产教融合机制、资格认证制度等方面的特色与优势，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本土化创新应用，汲取可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的典型经验。有关部门要鼓励学者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国际专家团队共同攻克职教难题，如跨境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国际职业资格互认、全球产业变革下的职教人才培养等问题，提升我国职教研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与竞争力。

6.推动职教研究“破壁出圈”，增强学科话语权，夯实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学科基石

职教研究不能局限在职业教育的范畴之内，需要加强与教育学其他学科以及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没有坚实的学科基础能力，将很难利用学科力量持续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从传播学来看，学科话语权的形成要经过生产、传播和影响三个阶段。当前，部分职教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尚待拓宽，高质量成果在综合刊物或其他学科刊物上的发表数量较少，“出圈率”偏低；诸多高质量研究成果由于发表平台的局限性以及宣传推广力度的不足，难以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实际应用。

推动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的话语权由“弱”变“强”，跨学科交流至关重要。跨学科研究作为当今学术界的关键研究范式，其发表成果的比例正持续攀升（Borrego et al.，2018）。然而，职业教育研究中，跨学科成果的产出需深度交融不同学科知识，并赢得同行认可，这是一项艰巨挑战（Chang，2017）。职业教育研究者应深入探究技术进步、社会结构演变、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劳动力市场动态等因素对职业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推动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与创新，提升职教研究成果在更广泛领域的影响力与应用价值。此外，还需积极搭建与其他学科沟通的桥梁，促使自身研究成果获得不同学科领域的认同，在多元学科的交流平台上实现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从边缘走向中心，不断提高学科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