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星：麦可思学术顾问高等教育管理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分管外事的协理副校长。此前在美国多所大学担任高校管理、研究与教学工作20年，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办公室执行主任、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院（哥伦比亚学院和工程学院）助理院长，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其他任职单位包括加州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等。）
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社团文化；不同高校的社团文化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因为社团与文化有很大联系，与社会文化、大学校园文化以及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大学的社团文化、校园文化并非不如国外高校，只是不同而已。
但是，国内社团与国外社团的确各有千秋。大学的社团生活就像实验室、试验场，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和锻炼各种能力的场所，尤其是领导和管理才能。美国高校社团完全由学生主导；学生在自己组织的社团里各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点是他们的优点。当然美国的大学社团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在美国大学的“兄弟会”、“姐妹会”里，会员们在活动中常有酗酒、吸毒等问题发生。这样的社团让每个大学都感到头痛。美国高校的社团有其一定的独立性，学校不轻易干涉，所以在学生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也会因为管理不善而产生许多问题。
国内大学的社团则较多由学校主导。学校通过学生会、团委和辅导员等对学生团体从组织到活动等各方面都予以较多的指导以致干预。这样，从学生的能力培养来说就较为欠缺。与国外相比，国内社团因为是学校主导，不会发生太多出格的事情，但有时会限制学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其实美国大学的社团管理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如果学生想成立社团，需向学校申请，得到审批和认可。只有由学校正式公布承认的社团活动才能得到经费上的支持。其实这笔费用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美国，学生交给学校的学杂费中，其中一部分是“学生活动费”，这是学校给学生的一个承诺，即费用中绝大部分要用回到学生身上。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办公室的辅导员在学生社团活动方面起的作用与国内的学生工作老师是不一样的。他们帮助和支持学生组织的活动，但并不试图加以控制。他们管理学生社团，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同时在帮助学生组织活动时以学校的教育理念为引导。比如学生在组织活动时想提供酒，学校不会支持，因此就不拨给活动经费。老师在此起的是协调作用，而不是硬性管制。
国内的高校社团经常会遇到一种窘境：社团组织活动过程中的活跃分子只是几名社团核心成员。其实国外高校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曾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任何一个活动在学校范围内，都有一个“三三三”现象，即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积极分子，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参与，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持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中立态度。美国高校不强迫学生去参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参加人数，活动的组织者必须学会很多营销技巧以保证活动的成功，学生社团对学生活动能力的培养由此可见一斑。就社团活动的教育价值而言，既然这是学校为学生创造的一个“实验室”，我们就必须让学生在这里有机会为未来进入现实社会练兵。例如，美国的大学学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每一年都需要选举，为此学生必须学会诸如拉票等一系列与竞选相关的事情。选举是一种程序，学会之后并不复杂。但是如果学生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个程序，那么真到了社会上需要组织、参加选举，就会出乱子。在大学这个为学生创造的选举实验场所，无论结果如何，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操练就让学生到社会上去真枪真刀地干，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总而言之，大学社团的作用在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的场所，锻炼他们未来在社会上的领导才能、管理才能、基本的沟通技巧等各方面的能力，这个才是社团活动的根本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