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要》落实要避免虎头蛇尾

    有学者用8个字概括了《瞭望》周刊记者周大平的观点：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当举国上下满怀热情为《纲要》建言献策，众多对教育现状不满的人士翘首期待它将带来新的变化之际，以上这种警告和忧虑是否不合时宜？一些教育学者认为，这种忧患意识非常有必要。

    著名的“4％”是一个颇令政府感到尴尬的数字。17年前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但到2000年，实际情况距离这个7年前定下的目标还有1．13％之遥。要完全消除这点看起来并不大的差距，最乐观的预计是到2012年。正在制定的《纲要》把这一年定为实现“4％”之年。

    “超过10年没有达到目标，有什么理由相信下面这个纲要能有效。”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科教兴国喊了很多年，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教育经费的目标都实现不了，而其他什么都能实现？”他列举的一些事实能说明政府只要下决心，做成某件事的可能性非常大：政府的行政支出每年都在增加，政府公务员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办公大楼每年都在增加，公车每年都在增加。去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年初提出的GDP增长8％的目标，到了年底不但达到还超标了。“这些怎么都能实现呢？”蔡教授说，“政府到底是GDP挂帅，还是科教领先，科教兴国是不是被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担心这个《纲要》讨论没有意义，是无效的。”

    关于高校办学自主权，此次《纲要》的征求意见稿也有相关规定。而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要求“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浙江大学前教务长俞瑞钊发现，尽管1993年的《纲要》明确了这种办学体制，但“实际上在许多地方越管越细，并没有建立起高等院校自主办学的体制”。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又再次明确提出：切实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然而，回顾历史，除了1993年《纲要》中提出的，改革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逐步实行收费制度；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得以完全落实外，其他的都收效甚微。”俞瑞钊在《高校改革的权力保证》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真要好好分析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如此明确要求落实和扩大高等院校办学自主权，为什么不去明确它的内涵，切切实实去落实？如此下去，这次的《纲要》完成后，恐怕仍然还要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仍然要搞行政化，那时，责任该由谁来负？”

    此外，一些人士对《纲要》实施前景无法感到乐观的原因还在于，比《纲要》地位更高、强制力和约束力更大的教育法，在一些方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落实。比如关于教师流动，经修订后于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就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师资力量，组织校长、教师的培训和流动，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但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发现：“义务教育法公布3年半，基本上在3年半里（对教师流动）没有真实的动作。”“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不管什么纲要，他根本就不听。”周大平说，“你又能拿他怎么办？”

    如何避免《纲要》沦落到只在“墙上挂挂”的地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建议，要把《纲要》转化成可以建设可以评价可以问责的东西，“否则的话就只是一个文件”。

    蔡继明教授也坚决呼吁确立对教育的问责机制，他说：“没有尽到责任就要追究责任。（4％没有实现）是财政部的责任还是教育部的责任，国务院自己有没有责任？都要追问。”

    为了避免《纲要》从推出之后就被束之高阁，淡出人们的视野，周大平建议，最好能请口碑良好的第三方，每两年对《纲要》的实施情况做一次社会调查，并向公众发布，在实施期限过半的时候要有盘点，在结束的时候要有总盘点，“以此推动地方政府按照《纲要》去办教育、管理教育”。

    据悉，这场论坛是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