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顶尖学者的思想逆转：美国的教改路子错了

    古稀之年的自我纠正
    拉维奇是纽约大学的教育历史学家和非常活跃的教育政策分析家。早年她通过攻击进步主义教育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望，曾任老布什的教育部长助理，多年来，是标准化考试、特许学校、以自由市场原理改革中小学的重要倡导者。在经历了一次思想危机后，拉维奇发现这些改革策略——如今被她称为“流行一时的趋势”——正在腐蚀公共教育的根基。
    308页的书，详细阐述了拉维奇对特许学校、择校和其他市场导向的教育改革战略的最新看法，以及她为什么不再支持“一个孩子也不落后”法案和其他让学校和教师为学生考试分数担责的举措的原因。
    此外，这本书还点评了奥巴马总统改革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一揽子计划、纽约市和其他一些地方大张声势的教育改革，以及越来越盛行的利用考试分数来指导教育决策的趋势，还记录了她在一些重要的教育基金会，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所做的努力。
    “人们在问，‘你怎么了？’”71岁的拉维奇在接受采访时候说，“时不饶人，我不希望在我去世之前未完成自我纠正。”
    拉维奇说，她于2005年参与了一个关于巴基斯坦教育体制的调研。巴基斯坦的教育被私立学校和宗教机构主导着，这个调研让她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保卫美国公立学校对于民主的重要性。
    她还记得在2006年11月3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十多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并没有提高学生的成绩。
    这些经历越来越让她对基于选择和责任制的运动感到疏远。而特许学校，事实显示并不比普通学校强，在很多城市却挖了公立学校的墙脚。考试不是成为检测学生学习的其中一个途径，而是成为目的本身。
    拉维奇写道：“责任制并没有提高标准，反而是在降低学校的标准。”
    对于她一度支持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如今她说，这部法案对于阅读和数学考分的过度重视，把历史、艺术这样的重要科目挤到了一边。
    “学校改革如今就像一列货运列车，我已经跳下轨道并对大家说，‘你们走的路错了’。”去年已从两大保守主义研究机构理事会退出的拉维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离奇的学术倒戈
    身为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公然否定自己长期所持的立场实为罕见。因此，拉维奇的新著就像一枚炸弹，在美国教育界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式出版前就受到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教育界头面人物和各大教育智库的高度关注。
    她的新立场让很多批评者感到很气恼。
    原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院长阿瑟·E·莱文说：“她是我能想到的，为传播教学责任制、特许学校和标准化考试理念做得最多的一个人。而现在突然宣布自己全错了，这太离奇了，也无济于事。”
    “她真的非常聪慧，她有着非常惊人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如此让人沮丧的原因。”原美国联邦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主任马克·施奈德说。施奈德如今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一家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智库）做访问学者，该机构将在近期专门组织一个讨论拉维奇新著的研讨会。
    “它涉及到太多当前教育改革的重大主题，并把它们都全盘否定了。”施奈德说，“但它无助于我思考未来该怎么走。”

    美国教改的弄潮儿
    不过，在美国教育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拉维奇的这本书显然会大受欢迎。拉维奇在书中把当前将教师工资与学生考试分数提高挂钩的做法称为“教师迫害”，这让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温佳顿感到很高兴。
    “她对新思想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当那些举措不起作用的时候，她有勇气说出来。”温佳顿评价拉维奇说，“她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学校在合作-信任模式下而非市场-竞争模式下才能得到最好的运行。”
    这个观点跟拉维奇在从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早期所倡导的观点是不同的。早在1978年，拉维奇通过她的第二本著作《被修正的修正主义者》表达了她对左派教育家对教育的“激进攻击”的批评，并从此树立了她作为右派保守主义者的形象。
    后来，她在近20本专著、合著和主编著作中一直都在反对进步主义教育及其改革举措，力图让标准化考试“政治正确”。
    1991年，老布什的教育部长拉马尔·亚历山大任命她为部长助理，负责建立课程标准。1993年离开政府岗位后，拉维奇成为美国非常吃香的政策分析家和研究学者。从1994年到2007年，她还担任国家评估理事会的理事，该机构的任务是负责监管国家教育进步评估中心。
    拉维奇还是Koret特别委员会——一个专注于用自由市场原则解决教育问题的学术组织——的创始成员，以及另一个著名的保守主义倾向的智库——托马斯·B·福特汉姆研究所的董事。
    事实上，从她辛辣的文字中可以读出，她的思想远比她的身份复杂。“我被卷入到对教育‘选择’的热衷风潮中。”拉维奇在书中写到她进入老布什政府的情形。“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家庭不能像他们选择住所、职业或选择鞋子、汽车那样为子女选择学校呢？在某种程度上，我完全被老布什第一任期的高层阁僚蒙住了眼，在他们看来，选择和竞争被视为提高学生成绩理所当然的成功路径。”
    在新著中，他描述了从二十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慢慢成形的，并自此占据美国教育政策界主导地位的教育改革思路。在这过程中，拉维奇本人功不可没。“改革思路将公立学校系统视为陈腐过时的东西。我提出，管理和制度的改革——择校、特许学校、绩效工资、责任制——将有助于改革我们的学校。”
    2001年1月，拉维奇在白宫听取了小布什总统勾勒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蓝图。这部法案获得了两党的一致支持，于2002年被国会通过。拉维奇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听上去非常棒”。
    不过，后来很快就有迹象显示拉维奇在不断改变她的看法。

    事实改变观点
    拉维奇在1997年跟约瑟夫·P·维特利特合著的《新世纪，新学校》中表达了她对特许学校的观点：“将特许学校和签约管理学校引入公共教育，一定会推动学生和学校学业水平的提高。这些学校的存在会促使现存体制内的教育工作者制定明确的标准来对学校业绩进行评估，包括对他们自己业绩的评估。”
    不过，拉维奇现在将特许学校视为传统公立学校的潜在威胁，在她看来，传统的、基于社区的公立学校对于民主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特许学校的问题在哪里呢？拉维奇认为，它们已经偏离作为教育改革孵化器的初衷。特许学校的倡导者希望通过一个更加灵活的机制产生改革中小学的新理念，并将这些理念推广到普通学校去，而如今，特许学校却成了跟公立学校并行甚至相互排斥的另一个学校系统。
    “这成了‘我们比你好，我们要取代你们的学校’。”拉维奇说，“我还是喜欢最初的样子。”
    拉维奇态度的转变还跟特许学校办学效果不稳定有关，而且，一些城市还出现了特许学校从普通学校夺取最好的生源和最好的资源的趋势。
    在关于特许学校的诸多研究中，给拉维奇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对17个州所作的一个研究。研究发现，37%的特许学校的学习进步不及周边的普通学校学生，46%的学生跟普通学校学生的成绩持平。
    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拉维奇写道，2006年的一次会议让她坚信，这部法案“应该废止而非是修订”。在那次会议上，研究者经过研究得出，落后校的学生家长并没有获得这部法案所赋予的福利，即将他们的孩子转到好的学校去，或获得免费的学习辅导。
    之后，拉维奇还批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过于重视考试，使得学校出现“课程窄化”现象，导致一些教师“应试教学”，降低及格标准，甚至出现了舞弊。
    同样参加过2006年那次会议的切斯特·E·费恩说：“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教育改革实际效果的证据，都得出同样的令人痛心的结论：效果并不好。”
    “不过，对于今后的道路，我们却得出了不同结论。”曾担任里根总统的教育部长助理、现任福特汉姆研究所董事长的费恩说。
    费恩跟拉维奇是多年的朋友、教育思想的同盟者，以及著作的合作者。在过去的十年，费恩和拉维奇经常会在1天之内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交流多次。到了2008年，在福特汉姆的理事会上则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所有人都说，“我们做A吧”，只有黛安会说，“让我们做B”。
    而在Koret特别委员会，拉维奇在一次宴会上宣布要辞职，结果大家都说：“别啊，留下吧，我们需要一个人跟我们辩论。”拉维奇留了一段时间，但在去年春天就彻底离开了这两个机构。
    “具有戏剧性的是，她变成了忠实的传统派，而我成为了激进派。”费恩说，“她更倾向于相信传统的学校体制，而我更倾向于把它们全部打破。”因此，费恩依旧是特许学校和学校选择的倡导者。
     不过，有一点他跟拉维奇还是相同的，那就是对现行教育改革的效果都感到很不满意。“标准在很多地方很模糊，定得很低。责任制导致了应试教学，仅限于基础阅读和数学技能。”费恩说。

    教育权的丧失
    如果拉维奇的这部新著有一种紧迫感的话，那是因为拉维奇看到过去20年的教育发展跟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相同，最根本的一个不同是，公立学校的控制权正在越来越被割让给学区管理者、市长、联邦政府官员和有钱有势的基金会。这也是她为什么仿照《伟大的美国城市的死与生》这部经典之作来给自己的著作起名的原因。《伟大的美国城市的死与生》是1961年詹尼·雅各布斯一本关于现代城市规划毁坏城市社区文化的著作。
    拉维奇把美国学校地方控制权的慢慢丧失，溯源到二十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那时，纽约市第二学区因在全学区推行统一的改革举措和阅读教学法而受到全国关注。这个成功模式后来被以越来越高压的方式在全市和其他地方推行。
    这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一直持续，2002年纽约市长麦克·R·布隆伯格接管全市中小学系统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布隆伯格重组了学校管理体制，推行绩效工资，创办了数十所特许学校，拆分大规模学校，推行基于考试分数的教学责任制，对学校实施字母评级，关闭了数十所薄弱校。
    尽管拉维奇早期支持市长接管学校，但在2004年，她改变了主意，变成了纽约市学校改革最尖锐、最顽固的批评者。
    她说，纽约市的改革措施成了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蓝图，其要点是让那些未能按要求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的学校和学区承担后果。
    与此同时，随着各大慈善公益机构将大量的经费投入到中小学，支持他们偏爱的改革举措，家长和地方学校对教育的控制权进一步丧失。
    拉维奇指出，基金会提供的经费在公立学校总的经费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少，但却足以让大多数的教育长官和学校董事重新调整他们的重点。
    而当前阿内·邓肯部长的“力争上游”计划也被拉维奇视为“绑架”公共教育的继续。“力争上游”项目旨在通过40亿美元的额外联邦拨款，推动各州实施联邦教育部偏爱的教育改革举措。
    “至今无人会认为联邦教育部的职责是迫使各州接受特定的改革措施。”拉维奇说。这些举措包括将教师工资跟学生考试分数挂钩，减少各州对特许学校的数量限制等。
   
    旧式思维？
    40多年来，拉维奇在教育界有一个一贯的主张，即建立强有力的课程标准，她尤其重视人文学科和经典在课程中的地位。当年作为主管教育研究和改革的教育部长助理，拉维奇主持了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但这个努力后来因为历史教学标准的争论以及白宫易人而失败了。
    “并不是失败了，而是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过。”拉维奇在谈到当时的课程标准时说，“如果只教基本技能，你不可能有一个全面而丰富的教育。”
    即便如此，拉维奇对于当前建立全国统一课程标准的努力也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奥巴马总统打算用联邦政府给贫困生的拨款政策，来推动各州实施统一课程标准。
    “标准还没有制定出来，就附加了太多的强制性条件。”拉维奇说。
    对于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艾瑞克·A·汉鲁谢克来说，拉维奇这本书对社区公立学校、教师职业智慧以及丰富课程的推崇，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教育的“旧式思维”。
    汉鲁谢克既是拉维奇的朋友，也是她的批评者，他说：“关键是，事实显示，她喜欢的旧式学校并非那么好。美国学校做得最好的是让大批人读完了中学。但学生的学业水平并不高。它并不值得我们去怀旧。”

    捍卫公立学校
    但拉维奇并不缺支持者。上个月，她在凤凰城的一次会议上对教育长官们说，跟那些国际测评中的高分国家比起来，美国的教育政策设计不周。
    “像芬兰（参见本报2010年2月10日第329期《无心插柳柳成阴——芬兰教育成功的“另类”道路》）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从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教师，给他们充分的职业准备和高薪水，且尊重他们。他们确保所有学生都学习艺术、历史、文学、地理、公民学、外语、科学等科目。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才能确保良好的教育。我们的路子错了。”
    在场的教育长官们纷纷起立为拉维奇鼓掌。
    “我们完全同意她所说的。”印第安纳州的教育长官尤金·怀特说，“虽然她的改弦更张让大家感到非常诧异。”
    拉维奇的崇拜者认为，拉维奇是在回归她作为公共教育维护者的学术之根。拉维奇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因保护公立学校的公民价值（civic value）免受左派攻击而声名鹊起的。那时的左派认为公立学校无非是对工人阶级子弟进行灌输的资本家的工具。
    “起初，她激怒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后来是进步主义教育的粉丝，再后来是多元文化主义者。”密西根大学的教育历史教授杰弗里·E·米雷尔说，“但她一如既往地在保卫公立学校，倡导坚实而传统的课程，因为她相信它们是社会流动的阶梯。”用基于市场的东西来颠覆美国的公共教育，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拉维奇出生在休斯顿一个有着8个孩子的家庭，她自己也是公立学校的毕业生，尽管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一所私立学校。她的大学就读于卫斯理学院，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师从教育历史学家劳伦斯·A·克雷明。

    弥合差异
    拉维奇每周通过她跟美国著名的进步主义教育家黛博拉·梅耶尔合写的博客发表她的观点。她们的博客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弥合差异”。长期关注这个博客的读者应该不会对拉维奇的思想转变感到吃惊。尽管二位来自不同的思想阵营，但在过去的3年间，她们对很多问题经常达成一致，以致一些读者将她们的博客戏称为“弥合相似”。
    梅耶尔说，她们至今仍存的一个不同是她们看教育的落脚点。拉维奇是一个教育政策研究者，而梅耶尔从内心里来说是一位课堂教师。
    “我很高兴跟她有这样的思想友谊。”梅耶尔说，“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主要错误是高估了外部强制的作用。其实，外部强制的影响只是表面的。无论是好是坏，教师总是以其熟悉的方式去教，无论有什么样的外部强制。”梅耶尔在评价拉维奇的新著时说。
    不过，梅耶尔表示，无论怎样，她们还要就她们“共同愤慨”的事情继续合写博客。拉维奇说，她们一致认定的最坏的教育理念是“当前对将学校变成公司的痴迷”。
    拉维奇说，这个趋势“有摧毁公共教育的危险”。她在书的结尾问道：“谁能在大亨和政客的面前站出来，告诉他们这个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