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再聚首，金职院校友将青春献给了血防……

隔了一个甲子的光阴，他们又一次在八婺大地聚首。王道芳、方桂珍、徐志芳、詹福初、王昌荣……当他们见面那一刻，一个个刻在心里的名字深情呐喊而出，而后紧紧地相拥在一起。这群耄耋之年的老人是原金华卫校（现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1963届同学，更是当年血防线上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将青春献给了血防和基层卫生医疗事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常山县（当时属金华地区）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疫区流传的民谣“朝死爹，暮死娘，头天埋嫂嫂，隔夜葬兄长”可见一斑。1962年起，常山血防工作进入全面防治阶段，群众性的查螺灭螺，查病治病，粪水管理等综合防治措施全面推开。

1963年，省里组织了金华卫生学校，杭州卫生学校64名毕业生赴常山支援血防工作。之后，中央、省、地还不断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到常山，至1965年在常山参加血防工作的有中央和省属科研、医疗、卫生、防疫单位及7个地区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共计524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防治技术队伍。说起那段峥嵘岁月，他们依然心潮澎湃。

1963年，曾任婺城区防疫站站长、区地病办副主任的王道芳从金华卫校毕业后，主动报名参加省血防大队赴常山从事血防工作，历经9个春秋。

“当年，我曾到过招贤、五里、大桥、东案等疫区乡，共事者有汪李香、来莉芸、龚明、诸葛筱莲等人。”王道芳记得，大桥、五里的血吸虫病人特别多，粪检时阳性率高达20%，还有不少病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成了晚期病人。为查明病人情况，王道芳和组员半年时间查灭螺半年时间查治病，“那时候，我们采用粪便孵化加镜检法查病，每天查病600余人，基本上在超负荷工作”。

让王道芳印象深刻的是，在多个疫区乡工作时，来来去去全靠两条腿。为了更及时获取疾病信息，王道芳还选择与群众同吃同住，每天交钱0.4元、粮票0.7公斤。“当年一边搞血防，一边为群众看病，每天至少走上15公里。”有一次，王道芳晚上出诊到东案墅口村的一个农户家接生，结果碰上一对双胞胎。新生的喜悦让她看到生命的希望，对消灭血吸虫病也有了更足的信心。

曾任常山县防疫站防疫科长、主管医师的方桂珍当年是和王道芳一起分配去的。上班第一天，常山县防疫站副站长高学林给他们介绍了常山县血吸虫病流行的基本概况：“24个公社仅3个山区公社无血吸虫病流行，全县1959年底共查出病人数16900多人，钉螺面积146万平方米，受瘟疫威胁达10万-12万人。”

“我们马不停蹄探访了当年血吸虫病最严重的的白石区曹会关大队，亲眼目睹疫区人民处于瘟病和贫困生活之中。当时我就狠下决心，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为常山人民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安下心来搞血防。”方桂珍说，后来她在芳村镇大坞蓬村担任血防组长职务，与省里调来的血防大军一起，踏遍了所在工作地的山山水水。

“当年农村居住条件并不好，床板狭小，我曾几次从床上跌下来导致全身疼痛，第二天照常查灭螺。那时我们真不知道什么叫劳累，吃饭时弄点酱油拌拌，苞米饭、红薯饭也能吃上几大碗。”方桂珍说，她参与血防第一年任务紧迫，连续一个月走访调研，最终画出了当地的钉螺分布图，为消灭钉螺提供了一些参考。

血防工作结束后，方桂珍选择留在常山，一直在防疫站搞防病治病工作，1994年省卫生厅授予她“个人防疫卫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支血防大军里感人的故事如天上的星星：有的同志为送瘟神奉献了青春年华；有的同志与当地农民喜结了良缘；有的同志抛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为常山防病治病劳碌了一生。”方桂珍感慨，他们这批人都把最好的时光献给了血防。

曾任常山县中医院总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的徐志芳从金华卫校护士科毕业后被分配在开化县人民医院工作，同年12月接到上级通知，要她立即前往常山县支援血防工作，参加常山血防大会战。

“接到任务后，我立即背着铺盖行李，与杨平儿等同学到常山县参加省血防工作队。”其间，徐志芳先后在常山县的钳口乡中峰村和青石乡的桥亭、前山、砚瓦山、马车、高铺村等地从事查螺灭螺、查病治病、粪管水管、卫生宣教等工作。

当年，省血防工作队实行准军事化编制，下设连、排、班(组)，在完成一个地方的工作任务后，只要上级一声令下，他们就要自挑铺盖行李，步行转移到下一个工作点，可谓雷厉风行。徐志芳说：“为了发动疫区干部群众消灭血吸虫病，我们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插秧、割稻、锄草、抗旱等农活大家抢着干，因而难免接触疫水，稍有不慎便会感染血吸虫病。”

1965年8月中旬，徐志芳突然高热不退，头痛、头昏、全身无力。刚开始，她以为只是患了感冒，服用抗感冒药、抗生素均无治疗效果，每天发热达39℃以上。约半个月后，经常山县防疫站从她的大便孵化检查检出大量血吸虫毛蚴，徐志芳被确诊为急性血吸虫病。“当时我身体虚弱，不宜用锑剂治疗，医生只能用阿司匹林、保泰松等解热药对我进行治疗，住院近一个月体温才降至正常。”

然而，徐志芳并未就此痊愈。1965年12月，她在常山县政府招待所接受了麻油846七天疗法治疗血吸虫病。“这是当时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抗血吸虫药物，我治疗后认为血吸虫病已经治愈，然而1975年我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血吸虫卵孵化仍然呈阳性，且剑突下肝脏肿大达8厘米,肋下肿大3厘米。”之后，她进行了二次杀虫治疗。两年后依然能在粪检和血吸虫环卵试验依然呈阳性，医院诊断她已患血吸虫性肝纤维化。为了治愈血吸虫病，1978年至1982年间她又先后接受呋喃丙胺加敌百虫肛栓和二次吡喹酮治疗。“幸亏吡喹酮问世才治愈了我的血吸虫病，否则我可能已成为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这也让我亲身体会到依靠科技及医疗水平进步对防治血吸虫病的重要意义。”徐志芳说，即便在血防中吃了苦，但也为自己曾为消灭血吸虫病出了一份力量而感到欣慰。

“经过1963、1964、1965年三年血防大会战，我们消灭了大面积成片的钉螺，能接受治疗的病人、病牛都进行了治疗，粪管水改工作也积累了初步经验。”曾任常山县地方病防治站站长的詹福初还记得1965年常山县委在重疫区白石公社组织过一场“灭螺歼灭战”。当时从五里、东鲁等5个乡镇抽调组织1750余名青年民兵，编成12个连47个排，与当地群众一起土埋钉螺，奋战了10余天，开新沟14条，填埋有螺水塘35个。在白石公社的推动下，全县出现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送瘟神”的高潮，查出有螺面积3561万平方米，灭螺面积达3234万平方米，是常山血防史上查灭螺规模最大的一年。

常山县血吸虫病的外科治疗，也在上级医院与专家的帮助下迅速展开。1960年2月，常山成功地做了第一例脾切除手术。1965年7月，全国晚期血吸虫病外科手术治疗学术会议在常山召开，皖、湘、赣、川都有专家参加。1975年，针刺麻醉切脾得到省医学界的重视，并在常山召开全省脾切除针刺麻醉手术临床研究座谈会……“在那段峥嵘岁月里，金华卫校与杭州卫校不少毕业生在常山县支援血防工作，有的同学还因此喜结连理，一时被传为佳话。”詹福初说，他和徐志芳便是其中一对。

“由于血防工作的需要，我们支援常山血防的工作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延长，从原来决定的4个月到1年再到2年。1965年夏，省卫生厅应常山县要求，将我们这些同学全部分配在常山县，绝大部分被分配到了乡镇卫生所，留在了基层一线。”詹福初回忆，由于长期在疫区工作，一些同学感染了血吸虫病，有的甚至导致肝纤维化，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为人民血防事业作出了牺牲。

1974年7月中旬，金华地区卫生局召开全区卫生工作会议，詹福初在会上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常山县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血吸虫病人多，由于医疗用房、医院床位等条件限制，尚有3000多名晚血病人和各类患夹杂症血吸虫病人未能接受治疗，迫切需要建造血吸虫病防治院以满足血防工作需要；二是常山县各乡镇卫生院医疗用房陈旧破败，有的卫生院至今仍设在庙宇、祠堂之中，急需加强农村卫生院建设。列席会议的省卫生厅领导在完成现场调查后认为常山县确有必要建设血吸虫病防治院，并同意和商定了建造防治院的地址和具体计划。

之后，经过省卫生厅及有关部门批准立项，常山县血吸虫病防治院住院大楼于1975年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1490平方米，于1977年5月竣工。1978年8月，省卫生厅下文批准开设常山县血吸虫病防治院，设定人员编制32人。至此，在浙江西部唯一的集医疗、防保、科研于一身的县级血吸虫病防治专业机构诞生。詹福初说：“这是他在防治血吸虫病上最引以为傲的事，虽然该院被先后更名为常山县地方病防治院、常山县地方病防治站，但它在推进血吸虫病及其他地方病防治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詹福初感慨道：“我们那一代人，其实还经历过脊髓灰质炎、天花、麻风病、钩虫病等好多传染病，好在都努力将它们干掉了。未来，寄希望于年轻医护人员，继续用生命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通讯员 王宏艳 季俊磊 黄丹  编辑  周飞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