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改革与回归现代大学本质
发布时间：2011-12-14 信息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11期 作者：别敦荣 徐 梅
别敦荣 徐 梅
摘要：学术性是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行政化导致我国大学背离了其学术组织的本质属性，集中表现在大学组织特性迷失、精神异化以及教育主体缺位等方面。现代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共同体，其核心功能在于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其永恒的价值在于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精神品格表现为自由与独立。推行去行政化改革，回归现代大学本质，坚守学术本位价值、学术组织责任和学术逻辑导向，高扬现代大学精神，是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创建高，水平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去行政化；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大学本质
大学是社会的学术组织，学术性是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也是现代大学之所以存在的价值所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化．我国大学的学术性本质被遮蔽了，不论是其价值追求，还是组织运行逻辑，抑或是师生员工的精神品格，越来越不像大学，陷入了价值的错位、精神的迷茫和组织的异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推行去行政化改革，消除行政化倾向，解除行政化的桎梏，回归学术本质，使大学摆脱平庸化的窠臼．走上学术兴旺繁荣之道。
一、行政化与现代大学本质的迷失
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大学虽然建立了现代大学的组织形态．但并没有形成现代大学的本质属性，学术性未能在大学得到彰显。究其原因，行政化难辞其咎。
1．行政化导致现代大学组织特性迷失。现代大学是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而存在的。欧美国家现代大学脱胎于中世纪的教会大学，在现代学术的浸润中，形成了学术组织的属性。我国现代大学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清末京师大学堂、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等早期现代大学，产生之初就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由政府或政府部门举办，校长和主要管理者由政府委派或任命，所设学科门类和课程由政府指定或由政府法令规定。民国和国民政府时期，蔡元培等一批仁人志士引入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力图塑造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但由于政府控制未曾减弱，大学的行政化色彩亦未能消除，所以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并没有能够发展起来。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强化了教育与政治的联系，大学成为国家政治统治的工具，学术组织的属性一直未能得到彰显。
由于行政化，我国大学的学术功能完全受制于行政体制。在大学组织的运行中，行政科层管理模式不仅规范了行政机构及其行为，而且规范了学术活动及学术人员的行为，行政逻辑统率了整个学校，学术逻辑退居次要位置。行政科层管理遵循下级服从上级、首长负责等原则，这与学术要求自主和自由、协商和研讨的原则格格不入，所以在我国大学，学术受到行政制度和指令的桎梏，自主性十分微弱，学术事务决策成为行政办公会、党委会（常委会）、党政联席会议和党政负责人的职责。这样一来，学术决策成为了行政决策，学术计划成为了行政计划．学术目标成为了行政目标，学术活动必须依靠行政体制才能得到开展。离开了行政，大学寸步难行，所有的学术人员．包括教师和学生，只能听命于行政，一切唯行政是从。
2．行政化导致现代大学精神异化。学术自由、自主办学、追求真理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应有的品格和精神，是师生员工共同的价值，是大学的立世之本。毫无疑问，大学精神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不但是大学物质和制度的重要内核，而且它本身也受到大学物质和制度的规训。我国大学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对大学精神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与欧美国家大学不同．我国大学的管理权一直掌握在政府及其所授权的大学行政组织和有关官员手中[1]。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由政府主导的大学行政管理体制，并未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而消解，政府仍然控制着大学管理权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权。由于政府掌握着大学的办学资源．对大学运行及其学术活动拥有完全的控制力，因此大学表现出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性．从学科、专业的调整与设置，到经费预算、招生指标等具体事务．不得不严格按照政指令行事，而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利用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权力寻租，使大学不得不越来越“畏上”与“唯上”。政府行政权力的泛化，使大学自主权难以落实，大学人的自由、自觉、自主精神受到限制，大学追求真理的创新精神在相当程度上被窒息了。
行政化还使官僚化的工具理性价值观成为大学的主要价值观，导致大学走向工具化、功利化、庸俗化，呈现出整体的浮躁与迷茫。在官僚制设计中，“管理科层制等为特征的现代性的运行机制在大学的管理工具化，导致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张力和冲突”[2]。在工具理性价值观的支配下，功利主义思想侵蚀着大学文化，急功近利成为主导性价值追求，各种量化指标成为评价和衡量学术质量的重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学者被岗位目标分化成三六九等，师生被异化成数字符号，探究学问、追求真理演变成应付指标任务和对短期利益的追逐，教师为“挣工分”而奋斗，学术信仰失范，首创精神被扼制，导致学术浮躁、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行为。大学教育价值扭曲，见物不见人．育人为本的理念没有彰显，学生被作为工具人来培养，致使学生把学习作为谋求生存的手段，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淡漠，成为缺乏人文精神的“空心人”。“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则成为学人放弃其精神追求的诱因和大学精神难以彰显的心理陷阱，不少学人热衷于追逐行政权力，以学术为获取权力的资本，使大学徒具学术组织之形，而放弃了对其精神家园的守望，离其核心价值渐行渐远。
3．行政化导致现代大学教育主体缺位。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育人，大学的育人功能是通过师生之间的教育活动实现的，因此师生之间的教育活动是大学的中心活动，大学管理的价值就在于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要，以实现育人价值。也就是说，在大学教育中，行政管理应当服务于教师、学生及其教育活动，是从属于教育的工作。但在行政化体制下，大学却出现了教育与行政的本末倒置，大学教育陷入了主体缺位的困境。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对大学下放了一部分教育教学管理权力，但大学并没有遵循学术的逻辑对这部分权力进行二次分配，而是将其集中于校级领导和职能部门．形成了校级集权管理[3]。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本应属于教育主体的权力却掌控在校级管理层，师生被客体化，丧失了应有的主体地位，成为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管理的对象。这也说明，在大学办学自主权改革中，行政化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强化了。在行政化体制下，师生的需要遭到漠视，人才成长的规律得不到遵循，造成大学育人功能的异化，师生不是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是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在做他人决定的事情。如，在教育目标的确定上，教师和学生没有话语权．更不可能对教育目标的确定发挥什么影响。这就是说，教师和学生对于自身在教育教学中所追求的目标不但没有决定权．甚至连话语权也没有，这些目标都是由各级行政组织所决定的，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代替教师和学生决定了他们应当追求的教育目标。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的选择上，不仅学生毫无话语权，而且教师的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开设什么课程、利用多少学时、选择什么教材、教授什么内容等，大都由行政管理部门定出原则框架，有的甚至还要具体地定出课程名称、学时，指定教材和教学内容。这样一来，教师和学生的作用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总之，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行政化导致师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实现，师生缺位现象普遍存在，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代替师生思考和决策成为常态。
一、现代大学本质的演变
大学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在古代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其本质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现代大学既有其现代性的开拓，也有其传统性的坚守，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下，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元素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富有时代精神的现代特征更成为现代大学的标识。．
1．现代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共同体。“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4]这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特点之一。学生对教学的需求．是大学产生的原动力。“没有学生，可能会有研究院、学术研究中心，但绝不会有大学。”[s]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作为知识的传播者与创造者，教师始终是守护大学文化、保障大学学术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早期的大学到今天的大学，教师与学生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主体，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中．履行了各自的学术使命。
大学因教育而存在，师生因教育而结成共同体。师生是教育的主体，本质上也是大学的主体，享有对教育的决定权和大学的经营权。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出现了更多的非学术性事务。为了使大学更好协调运转，行政管理被从学术事务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行政管理的部门和人员。尤其是当现代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功能日益多样化，行政事务愈繁杂，庞大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队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行政与学术共同组成了大学的双驾马车。由此，现代大学从由最初师生结成的传统组织发展成为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并存的二维结构体系，同时呈现出学术属性与行政科层属性的特征。但大学本质上是“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组织的矩阵组织。作为从事高深专门知识加工和传播的高校，学科知识是组织形式，是大学结构的基础，是学科而不是行政单位把学者组织在一起”[4】I24。因此，以学术为主的行政与学术和谐共治，成为现代大学不断前进与发展的内在要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使大学向着“多元化巨型大学”发展，传统的部分与整体紧密相联的有机体成为一个“不一致的机构”，它有多个目标、多个权力中心、多个灵魂，它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座城市或一个城邦”[6]10。大学成为学生、教师、行政管理者、家长、校友等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约束的关系。在多重关系的影响下，现代大学便出现了行政化和商业化的风险，其作为特殊的学术组织的特征需要通过坚守来维系。在现代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坚守便能保持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逻辑发挥防火墙的作用，隔离或消减行政化和商业化的影响．维护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反之，行政化和商业化便大行其道，学术共同体徒具形式，现代大学便沦为行政的奴婢、商业的仆从。
2．现代大学核心功能在于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大学因人类文明社会培养高级人才的需要而产生，是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不曾缺少的社会组织。《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7]。我国古代大学主要以儒学为基础，培养博古晓今、知类通达、化民成俗的治国之材。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8]。我国早期现代大学在救亡图存的使命下将培养中体西用的人才作为唯一的功能。欧美国家早期的大学，不论是以学生为主的大学，还是以教师为主的大学，培养服务宗教的学生几乎是其全部功能。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引入科学研究．“由科学达致修养”[9]，丰富了人才培养的手段，拓展了人才培养的属性，使心智的修养成为科学研究的使命，开创了现代大学教育的新纪元。当知识传授不再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唯一目的和途径的时候，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哲学家黑格尔指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1O]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有条件的。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11]。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生产．因而
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和批判者”[12]。显然．19世纪的先哲们所预言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但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而且是世界现代大学的核心功能之所在。
大学是维新的．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是现代大学从社会变革和自身变革中获得的新功能。正因为如此，现代大学教育在新的时代焕发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道德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尽管今天的社会离马克思理想的社会还有很大差距．但现代大工业的繁荣和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资生产已经开始为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创造条件，所以现代大学成为造就全面而自由发展人才的摇篮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到现代的必然结果。20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大学教育改革，从本质上讲，不论是教育体制改革还是教育内容方法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人才的需要。长期以来，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我国现代大学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越来越受到我国大学的关注。尽管如此，在我国大学，工具理性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所培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治的工具、经济的工具、职业的工具，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还没有成为我国大学的核心功能。
3．现代大学的永恒价值在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尽管大学因人才培养的需要而产生．但大学的价值并不只是表现在人才培养上。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大学维系了人类文化的代际传承，正因为如此，大学实现了其永恒的存在。“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13]这种永恒的需要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它既是个人的需要，又是社会团体的需要，同时还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延续的需要。
19世纪的德国现代大学不仅发展了人才培养的功能．而且铸就了大学新的社会使命——科学研究。现代大学在培养新型人才的同时，为社会和人类贡献了新的知识。发展知识能力的获得使现代大学的存在价值有了新的内涵，“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以说是我们文化中唯一最强大的因素，它影响各种职业，甚至社会阶级、地区和国家的兴衰”[6]1。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走出象牙塔，突破了大学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传统，倡导直接为社会服务，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和应用知识，彰显了大学的文化辐射力。20世纪中期以来，欧美国家的大学在践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使命的同时，将文化传承与创新嵌入各种功能的中心，保持永恒价值与功利价值之间适度的张力。使其自身既适应了现实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又服务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目的。
我国大学长期保持了人才培养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也得到了开发．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开始得到体现。但应该看到，不论是在人才培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我国大学所受到的制约还很多，在很多时候，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成为主导大学运行的力量，尽管并不缺少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要求．但却都不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工具性和功利性的目的。究其原因，我国大学不但自身缺少一种赖以坚守的内在传统．而且行政化更使得其不能抗拒来自权力部门的干预。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根本要求。回归学术本位价值，我国大学应当进行深刻的变革，在学术活动及相关活动中，(1)应以学术价值为决策的最高准则。大学决策和T作部门应自觉地以是否有利于学术发展，是否符合学术的内在要求为准则，研究、讨论和决策有关问题。(2)根据学术发展的要求配置和使用教育资源。资源的流向反映大学的价值选择，资源的使用决定大学价值的实现。大学资源配置和使用应当最大限度地为学术目的服务。(3)按照学术标准评价大学发展。大学的办学成就和师生员工工作绩效的评价只能看学术的成长和质量，以及为之服务的情况，不能以学术以外的标准来评判。(4)建立以学术价值观为核心的大学文化。营造一个尊重学术、敬畏学术、追求学术、服务学术的大学氛围，使学术成为大学文化的核心．学术发展与繁荣成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景。
2．回归学术组织责任。我国大学是开放的社会组织，在担负学术组织基本功能的同时，还承担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功能。由于行政化，我国大学往往重外部责任更甚于内部责任，重非学术责任更甚于学术责任，因为外部责任和非学术责任主要是由大学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大学内部党政部门所确定的．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大学经常举办各种政治活动，执行各种政治任务，参与社会政治，承担维护安定团结、政治稳定的责任，而这些政治活动和责任也是通过大学党政部门强力实施的。另外，由于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或默许，加上大学内部党政部门的决定和鼓励，大学还承担了创收的责任、金融借贷的责任、发展经济产业的责任，不少大学教职工在担任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外，还创办和经营生产公司，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不仅如此，由于行政化，大学在履行学术责任时．也融人了很多政治的、行政的和经济的要求，使学术责任偏离了其自身的目的。大学负重办学，承担了许多不应由大学承担的责任。因此，回归现代大学本质，必须改革大学的行政化倾向，消除行政化的影响，使大学轻装前行，更好地履行作为学术组织的责任。
回归学术组织责任，我国大学应当厘清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关系，消除学术组织政治化、经济化的倾向，全面履行学术组织自身的责任。具体而言，第一，科学地区分大学学术功能与政治、经济功能的关系。现代大学具有政治、经济功能．但这种功能更多地是通过学术功能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政治、经济活动实现的。也就是说，大学并不应当直接承担政治、经济责任，大学的政治、经济功能具有间接性，是学术功能的衍生产品。第二，全面履行学术责任。我国大学应当专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学术功能，遵循学术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第三，在学术责任中实现大学的现实价值与永恒价值的统一。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具有现实性和永恒性，顾及一点而不及其余，都不可能完成现代大学的使命。
3．回归学术逻辑导向。在行政化体制下，我国大学既不可能具有独立性也不可能享有充分的自由，只能在工具理性的导引下．以类似于社会政治或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的方式办学。实际上，这种办学不但难以全面、充分地履行学术组织的使命，也不可能为政治、经济部门提供适切的服务。改革行政化倾向，还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本来面貌，使其按照学术逻辑办学．是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
回归学术逻辑导向，我国大学应当强化主体意识，以学术发展为终极目的，改革行政化管理体制，淡化行政化倾向，加强专业权力，健全教授治学组织机制和运行规范，培育强大的学术文化与精神，为学术发展创造优良的环境和条件。具体而言，(1)探索大学法人治理体制。根据大学的社会法人地位要求，遵循学术组织的使命，建立相对独立于外部党政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善权力配置结构，赋予并保障师生参与治理的权利。(2)建立服务于学术发展的大学运行机制。优化大学资源配置．转变大学行政职能，建立健全学术活动的服务和支持体系．使学术发展成为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建立教授治学的组织机制。大学的各种学术活动都具有专业性，必须依靠具有专门学识和修养的专家学者才能得到适当的处理。在大学的各级各类管理组织机构中，应建立健全教授参与制度，为充分发挥教授的学术修养和专业智慧的作用创造有利的条件。(4)大力培育大学学术文化。政治和行政文化强势，学术文化薄弱，是不利于大学回归学术逻辑导向的。我国大学应当从调整价值追求人手，树立学术至上的价值观，培育丰富而深厚的学术文化，用学术文化浸润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使学术价值成为每一个师生员工的自觉意识，并以其指导自身的行为。
（别敦荣，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徐 梅．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济南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湖北武汉 430074）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探析[J]．江苏高教，2004（03）
[2]衣俊卿，论20纪的文化状况[J]．求是学刊，2007(06)．
[3]别敦荣，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103.
[4]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5]弗兰克·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03.
[6]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 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礼记译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57.
[8]论语·大学·中庸[M].上海：中华书局，2011:5.
[9]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8.
[10]黑格尔．关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11]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85.
[12]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38.
[13]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