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教育钟摆的极端倾向

    管理学有一句名言，管理的难度在于人性的不确定性。教育的难度更在于此：人性的不确定性。我国的高考把如此难以确定的事情搞得如此一清二楚，把学生的水平全面量化甄别出来了。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水平非常高，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走火入魔了。当年的毛泽东肯定认为是后者，所以在“文革”中，先是停止了高考。“文革”后阶段，高校恢复招生，实施推荐入学，白卷先生也可以入学了。这当然，教育的钟摆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件事看似是毛泽东个人偶然的选择，但实际上，它有一定的必然性。

    邓小平纠正了这种极端，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30多年过去了，在高考的引导下，中国教育的钟摆摇着摇着又回到了量化导向、科学导向的极端。目前，几乎全社会都对我们的教育忍无可忍了，温总理也在许多场合多次表示了对教育现状的忧虑。

    美国基础教育的钟摆总体处于自由、宽松的一端，中小学生的数理知识水平不如亚洲一些国家，美国的一些人士呼吁：教育的钟摆要向严格、量化的一端回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处于另一极端的教育钟摆，不向自由、宽松回摆的理由。更何况，美国的教育完全不是国家一统，不同的州、市、县都有自己的教育法规与政策，有私立教育系统，也有公立教育系统，大大小小的钟摆都在摆动，有左，有右，有大幅，有小幅。但各个州县可以通过竞争、比较，有效进行自我调整。而我们国家一统教育的大钟摆质量很大，惯性很大，想做调整，代价也就非常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颁布了。笔者以为，《规划纲要》的核心应该是把巨大的钟摆化作无数个小钟摆，钟摆要从控制向授权的方向摆动。一是，将制定教育法规和政策的权力更多地授权给地方。二是，将教育决策的权力由教育行政部门转为社会各界或者代表，如各级人大、教育审议会等，教育行政部门只能作为执行机构，决策与执行统一在一起，其弊病不言而喻。

    授权的一大制约因素就是所谓的“稳定”。每次教育领域发生与“稳定”相关的事件时，教育行政部门都会受到舆论或者上级的压力，结果就造成一些权力的上移，加强了控制。其实，基层出现的一些意外和事故，责任在哪一层级，就应该由哪一层级来负责。如果我们对一些控制型文件颁布前后所发生的事件做一个定量研究就会发现，加强控制并不一定会带来事件的减少。因为这些所谓的控制，除多了一些审批和形式上的检查外，并不能真正在最基层有效果。反而这些控制降低了基层的独立思考和及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降低了他们承担责任的能力。

    教育决策的外部化是国际的惯例。在北美的城市，公选的职务包括市长、议会议员，还有人们所不太了解的学务委员。城市教育的相关决策，是由学务委员会做出的，所以教育钟摆的任何一个过度的摆动都会在基层得到及时的解决，而且这些决策是基于各种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有效避免了行政部门、教师等特殊利益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这次《规划纲要》中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意见，受到了人们的好评，但还需要进一步将教育决策的外部化进行强化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