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江波博士
发布时间：2011-06-08
编者按：1981年7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立，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以“非官方”形式促进中外民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全国性组织，也是当时唯一具有开展中外民间教育交流与合作资质的全国性行业组织。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民间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十余年来，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各种涉外工作机构业务发展迅速，各地方和教育单位均依法自行开展对外交流活动，许多境外机构也直接与我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在这一发展形势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角色发生较大的变化。为了解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发展历程、所发挥的作用和当前的工作等，我们采访了本杂志的顾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江波博士。
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江波博士
文/本刊记者 周 一 邓明茜
记者：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已经成立近三十年，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协会发展至今经历了哪些阶段？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
江波：协会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国家要派遣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特别是要扩大开展与欧美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而我们的渠道不太畅通，一些教育交流与合作工作也不便直接由中国政府出面进行，因此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以民间形式对外的教育交流组织，形成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官方和非官方并举、互补、配合的局面。在周培源、季羡林、张维、黄辛白、李滔等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和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同志的积极倡议下，组建专门机构的报告由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上报国务院，并很快得到批准，不仅批准成立全国性的协会，而且同意各地方也可成立协会。1981年7月，协会正式成立，以“非官方”（或称为“半官方”、“民间”）机构的形式出现，贯彻“官民并举”方针，在教育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协会当时是整个教育系统唯一的并具有一定归口性质的民间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组织，主要工作有：推动院校、学者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交流，聘请专家，与国外非政府组织、基金会、院校、企业等建立联系，接受捐赠款、奖学金，还有汉语教学等。虽然当时成立了协会，但机构本身并没有完全独立办公，实际上是与教育部外事局“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在具体工作上，政府不便出面的就交给协会来做。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是协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协会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时，秘书处作为日常办事机构独立工作，有了相对独立的办公点和财务管理。虽然仅有数位工作人员，但已开始更多独立承担和开展对外业务。协会理事会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与会员单位开始互动起来，各地方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也纷纷成立。这里要介绍另一个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对民间社团组织进行了清理、改造，留下来的组织大部分成了党政职能部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的社团组织问题得到政府的重视。为此，政府在二十世纪90年代对民间社团组织进行了规范。根据中央的要求，1991年10月，协会作为全国性的社团在民政部正式注册。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协会开展的工作既面向政府又逐步面向社会。
协会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明确了协会的工作任务，即“以承担民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具体事务为主要任务，不断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入新世纪后，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党组的决定，当好政府的助手，协会更是积极面对挑战和机遇，在业务内容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在积极承担并认真完成一系列政府委托或支持的重要任务的同时，主动开展和举办大型的教育交流与合作项目和跨境交流活动，在各级各类教育领域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并主动服务于国内特别是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需要，取得显著成绩。
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文交流，而人文交流在当今国内外形势下，对发展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具有非常基础性的作用。在这方面，协会的工作具有特殊的优势。同时教育交流还带动文化交流，在增进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热爱方面，可以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为把协会建设成在国内国际发挥重要作用的、有中国特色的行业性组织而努力工作。我们常说，协会对扩大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发挥了独特作用，在民间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了开拓、支持、服务、引领作用，这是比较确切的。我们深感民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天地广阔，责任重大。
记者：“和谐”是现在的一个热门词汇，社会上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呼声很高。我国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要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协会如何承担行业组织的角色，促进教育交流与合作事业的发展？在发展行业组织方面可以借鉴哪些国际经验？
江波：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我国现在非常重视民间组织、行业性组织的建设，希望它们能配合政府做好有关行业的规范、自律、培训、服务等相关工作。全国性的组织应该真正成为联系党和政府与行业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民间性特点十分突出，我国从事教育国际交流的机构很多，绝大多数是民间机构。我国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发生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内容涉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包括高层互访、磋商机制、学生及各类人员的交流和培养培训、合作科研、课程设置、合作办学、外语教学等。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新格局，充分体现了民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广泛性、群众性、多样性、基础性和创造性。民间教育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不断增加，工作的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活跃在国际民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机构也越来越多。所以，加强行业服务和建设任务很重，很有必要。
第二，从国际上看，“非政府”组织（也称为“公民社会”）发展非常快，可以说目前国际上几乎所有重要活动中都有它们活跃的身影，其中许多是教育类组织。应该承认，欧美国家的教育行业性组织比较发达，各种协会涵盖了教育行业中大大小小的机构和人群。国际教育的迅速发展与各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育外事工作机构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的行业性组织建设应具有中国特色，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一些经验，特别是相关制度和法规，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成熟的做法。我们要了解这些组织在参与国家乃至国际政策制定、参与教育改革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对它们比较深入的了解，积极服务于我国全面参与教育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全面了解国际教育优质资源、宣传我国教育发展经验等。因此加强协会与国外大型的教育行业组织的交流合作非常重要。协会秘书处现在和世界上50多个国别的或多边的170多个组织建立了稳定、长期的关系。通过调研，我们也认识到，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教育行业组织，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第三，在发挥协会的行业引领作用方面，我们已开始做了一些工作：通过建设与完善队伍、提高专业发展能力、完善各项机制，积极提高自身能力，为行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通过项目、会议、展出等形式的活动为行业机构、从业人员及各种社会需求提供服务；结合工作开展有关中外人文教育交流的历史、国际教育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国家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开展情况、涉外教育质量保障等方面的研究，通过研究过程，改善工作，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工作队伍的素质；支持地方协会和会员单位结合地方需求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与10多家会员单位签署了协议，共建了各类中心、基地等；通过搭建平台，完善工作机制，召开年会、经验交流会、研讨会、调研会等各种形式的会议，支持理事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帮助它们沟通信息、展示项目、分享成功经验、进行项目洽谈。另外，随着我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事业的发展，行业从业人员估计已达数十万，迫切需要开展培训，加强从业人员对行业规范、行业政策、行业制度及行业自律的了解。协会已经开始了教育外事干部队伍能力建设的工作，为会员单位提供培训，传播外事工作的具体政策、好的开展模式和典型经验等。
还要说的是，协会现有的150多个会员单位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它们的项目总量远远超过协会秘书处的项目数量。近年来，从学生留学，到引进外教、合作办学、短期的涉外培训等，社会对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需求越来越大。为满足这些社会需求，协会秘书处非常重视与会员单位、理事单位的互动，注重品牌项目的建设，不断拓宽“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领域。已连续举办十届的“中国教育国际论坛暨中国国际教育展”，是我国非官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中的一个高层次年会，已成为融学术研讨、政策咨询、信息交流、展览展示、项目洽谈、建立关系六位一体的中外教育界年度盛会。十届论坛的参加人数累计达万余人次，同期的“中国国际教育展”，每年有5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的500多所中外院校机构参展，参观人数累计达70万人次。同时，连续举办八届的“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展”是另一个品牌，集合了国内数百所院校在境外举办教育展。协会还通过给自费出国的学生提供咨询，组织国外留学生参加“国际修学之旅”，提供多种服务，满足各种社会需求。
记者：我们知道，除了面向行业机构、人员和社会需求开展活动外，协会秘书处特别重视积极围绕政府的重点开展工作，做好委托的重要项目。能请您介绍一下吗？
江波：好的。协会确实十分重视服务服从国家大局，围绕各级政府教育重点开展工作。我举几方面的例子。第一，协会一直不懈地探索和拓展职教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举办了中加、中英、中美的职业教育论坛或研讨会，开展了中加、中英、中澳职教院校领导能力建设培训项目。2008年，受教育部、财政部委托支持，协会又组织实施了“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项目为期5年，每年选派100名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省级示范院校的领导赴海外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究和学习。第二，协会通过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推动中国和有关国家关系的发展，如几年前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协会着手推动中日两国青少年的交流，实施了中华全国日语演讲大赛，这一大赛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当时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通过这类项目，协会有效发展了中外友好关系，增进了中外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第三，近两年来，为加强高校教育外事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协会秘书处配合教育部国际司和人事司，同时服务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试点举办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外事干部培训班六次，取得较好效果。协会秘书处制定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外事干部培训总体课程设计》，并试办了培训基地。第四，为探索我国涉外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协会秘书处与上海教育评估院合作开展涉外教育认证工作，筹建中外合作办学认证委员会、政策指导委员会、认证委员会专家库和认证委员会认证中心，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认证标准、认证程序和认证章程等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并分别对若干学历和非学历项目进行了认证，积累了较全面的工作经验和进一步开展行业内相关认证工作的基础。第五，协会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主动服务于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机构，实施了“中西部牵手行动”、“中西部教师培训计划”等项目，支持它们的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国际交流等，通过这些工作，也服务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第六，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教育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交流与合作是激发创新的纽带，未来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空间将会非常大。现在，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协会秘书处几乎每天都要接待主动来访的外国友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任务还非常繁重。我们要加强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就必须要加强在国际教育规则制订中的参与权、话语权、标准制订的直接参与权，甚至是领导权。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协会已经在联合国组织中获得了咨商地位、合作伙伴关系，并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当然，我们也发现，要在国际会议上更充分、专业地表达中国意见，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专业能力建设。
记者：国内许多高校都是协会的会员，协会已经为它们做了许多工作。请问你们是如何针对它们的需求开展服务的？
江波：第一，大家知道，协会成立主要是为重点高校（也就是现在的“985”、“211”工程院校）参与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促进它们与国外院校之间的交流。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在继续开展。当然要看到，目前许多重点高校已经有能力自己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所以，针对这种需求，协会在考虑，如何把这些重点院校组织起来，比如召开研讨会，讨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及发展形势，分享国际知名院校的国际发展战略目标制订过程等，为行业发展贡献思想、发挥引领作用。因为行业很需要思想引领。第二，协会的中澳大学领导能力建设项目、中加大学校长领导能力项目、中美大学校长领导能力项目、中澳高职院长能力建设项目、中英大学校长能力建设项目等，都是为了提升教育领导者和管理人才的能力而举办。第三，无论对重点院校还是其他院校，协会仍然提供着桥梁作用。秘书处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对很多院校仍具有特殊的价值。一位“985”院校的领导和我一起出访北欧国家回来后说，虽然学校也有自己的一些合作网络，但这次同行让他了解到北欧的一些好学校和创新做法。第四，目前，地方院校、高职院校、民办高校等与国外的联系相对还比较少，所以协会可以为它们做很多的服务工作。我们已结合它们建设重点学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针对地方的师范院校，协会为它们与国外优秀的教育学院搭建交流的渠道，通过召开研讨会、开展合作项目，帮助双方探讨如何培养合格的教师，互相交流成功经验。同时，吸引它们参与协会的一些项目；借助大协会平台的工作机制，促进地方院校的联动和资源分享，把握地方院校的具体需求，为它们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
协会近几年来十分注意加强探索和研究，进一步注重内涵发展。积极建设具有协会特色、能正确引导社会需求、高质量的项目，提出整合资源，建设重点项目平台，积极面向社会，加强项目研发，开展的项目应有利于树立协会良好形象，应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和品牌。以协会秘书处开发的“1+2+1项目”为例，这个项目由协会秘书处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合作，于2001年3月启动《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其目的是促进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试点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推动学生互换、教师互派、学分互认、学位互授。项目启动后，特别是近六年来，规模和影响稳步扩大，参与学校由最初的几所中美高校发展到现在18所美方大学和82所中方大学。现已有中方大学的1 071名本科生和硕士生参加此项目，2004年~2009年已有六届来自34所中方大学330名毕业生获得本科或硕士学位；连续举办六届“中美高校学分学历互认研讨会”，并召开中美大学“旅游专业学科”和“经济学专业学科”建设的合作研讨会。目前，中美双方已制定出三批共计126个中美高校本科共同教学计划。2006年以来，美方大学已派出100多名师生到中方大学进修。2010年，美方大学给中方项目院校将提供100个教师进修名额。中美双方以此为平台，在学生和教师交流、学分互认互转、共同制定本科教学计划等领域开展了积极的合作，尤其在推动学历学分互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中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借鉴经验。在项目发展进入到第十个年头之际，中美双方计划进一步建设好这一合作平台，并将进一步在中国高校试行“学分制”教学计划、开设更多“双语教学国际课程”、促进美国学生来中国高校进修一学期或接受更长时间的学历教育以及培养双语师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为中外高校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进行有益尝试并提供宝贵经验。
记者：随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的发展，不少院校都开始自行开展相关工作。您能否给广大院校开展工作提一些建议？
江波：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大形势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级各类院校总体上都有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积极性。我想，首先是要学会正确认识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里也有个思想认识问题，尤其对那些这方面工作还较薄弱的院校来说，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非常重要。院校需要清醒认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情况是怎样的？不同类型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去过不少学校，其中有的院校领导非常重视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从院校层面制定发展战略，通过交流与合作活动，促进学校课程、师资、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与发展；有的院校开展工作的层次则相对低一些，它们把这项工作单纯看成是一般性事务，开展迎来送往之类的活动。当然，这些活动也许能够帮助院校开拓视野、引进一些新鲜事物，但是很可能一些院校不认为这项工作对促进学校发展有实际意义，也不排除有些单纯是为了挣些钱。对于这些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哪怕学校不在沿海地区、规模很小，它们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只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和需要，都能够帮助学校发展。协会曾经给一所地方院校派送外教，提供外语教学支持服务，而外教除了教学外，还对学校的很多管理工作提出了问题，包括厕所、食堂卫生等问题，给学校带来了新的观念，在引起学校师生触动的同时，也促使学校反思并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例子虽小，我想说明的是，学校要真正理解，交流特别是来自不同文化的、友好的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校要认识到，开展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应立足于学校发展，要让这项工作真正推动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学校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要有利于让世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是，要有利于拓宽教师和学生的国际视野，促进其对先进教育理念的吸收。中国现在被看成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市场，国外有非常多的教育机构都愿意来和我们的院校开展交流与合作，其中还有不少以营利为目的，而我们需要清醒，要明确我们开展工作一定是为了有利于丰富学生的教育经历，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水平。
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之后，接下来需要找准定位开展工作。我国的地区发展差异很大，发展比较快的沿海地区的学校和相对不太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学校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开展工作的目的、内容和层次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找准定位就是要根据学校发展的情况和特点，找准国外合作的对象，找到优质教育资源。不同院校开展工作的基础不一样，包括经费情况、相关经验的积累情况、周边环境的支持程度等方面都会有差异，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开展方式。有时候，看上去条件比较缺乏的院校，其实也有资源可以挖掘利用。我曾经去过边远地区的一所学校，其所在城市和国外的一个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关系，因此国外友好的民间组织会定期向学校派遣外语专家，也就是它们的中学退休教师。学校就以这些专家为抓手，让他们参与学校各方面的建设，并以此推动学校与该国家其他方面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总之，善于根据自己的条件、特点和优势来开展工作，不同的院校就能做出自己的特点。
在开展工作时，院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既要解放思想，发展与开拓事业；同时在国际斗争仍旧复杂的形势下，还需要对各种国际宗教势力、反华势力、有目的的营利性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开展的工作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当地、有利于学校。同时也要考虑双赢互利，帮助友好的合作对象取得收获，帮助它们增加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教育事业的了解，从中吸取有益经验。
在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协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会员单位的很多优秀经验都在协会的平台上得到交流。
记者：在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和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您如何看待国内教育质量问题？
江波：我的观点仅供参考。什么叫质量，如何比较质量？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同国家的教育情况与其历史、文化、社会发展背景密切相关。有人曾经问我，美国和中国的教育质量谁更好？我认为，教育就好比水果，梨和苹果都是水果，如何比较它们？它们各有特殊性。不同国家的教育比较也是一样，拿中美来说，中国教育的投入情况、发展历史和美国都不一样。我们应该非常自豪中国教育几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同时，也应该尊重美国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那么，为什么要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不同国家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教育理念各有优势，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我在美国工作了比较长的时间，也在法国、英国、瑞士呆过较长的时间，参观访问过不少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国内也有很好的机会到各级各类院校参观学习。就美国来说，我认为，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方面，美国教育鼓励学生提问、挑战权威、发扬创新，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另外，它们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方面的经验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看到，当今时代，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各国都在加强教育改革和发展，值得我们学习的不仅有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经验。“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点，我们应该以谦和的心态博采众长。同时，我们也要有充分的自信，我们根据国情制定了有特点的教育政策，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比如在基础教育领域，学生的基本功比较扎实，学习比较勤奋等等。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教育传统，应该加以传承。引进国外教育资源时，不但要确定引进的是优质资源，还要加以消化和吸收，以提高教师水平、学生水平和教育管理水平。我在考察工作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一个认识误区，就是不太相信自己的优势。拿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如果参加项目的学生到最后不会说中文，只会说英文，只知道国外的情人节而不知道中国的七夕节，缺乏基本的中国文化修养，这样的合作办学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所以，我认为，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或其他方面的教育合作时，要注意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只有把合作双方最好的元素结合起来，教育质量才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很好的提升。
记者：在中国的出国学习人员队伍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于这些学生及其家庭，能否结合您个人的留学经历和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工作经验提一些建议？
江波：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范，“留学生”是指在国外大学正式注册的学生。我国所称的“留学人员”一般指入读国外大学的学生，同时也包括出国访问学者、进修人员等。对就读国外中小学的学生，是否称为“留学生”，有不同的看法，也有所谓“小留学生”的称呼。我想，称这部分人员为“出国学习中小学生”可能更好些。
协会的一些工作就是围绕青少年出国学习开展的。我们认为有组织、有质量地开展青少年教育文化交流活动是有益的，我们选送一些中学生到国外通过短期住家的方式进行学习，总的体会是有益的。我们还举办青少年暑期、冬季短期交流活动，也承担接待俄罗斯等国青少年来华短期访问学习等活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文交流工作。但是我个人也认为，不宜过早进行较长期的出国学习，年龄过小的学生出国学习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很难得到家庭的关爱，中文基础不够扎实等。家长要慎重考虑送孩子出国学习，要想清楚孩子到国外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孩子将来做什么？孩子的根将来是不是要留在中国？等等。现在有不少家长盲目送孩子出国，以为花钱送孩子出国学习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就会有好处，以为只要孩子出国学习就能学有所成，甚至还有些人抱着投机的想法、抱着以后挣大钱的幻想送孩子出国学习。我认为，对此应给予理性的、正确的引导。
顺便提一下，协会也提供自费出国留学咨询，开展本科层次的学习交流活动等。根据我们的经验，国内自费出国留学的需求仍很大，其中也存在不少盲目和非理性的情况，而留学咨询机构的水平也参差不齐，需要加强行业性的引导和规范。要知道，国外的教育机构良莠不齐，在留学市场中存在着只求利润不求质量的情况，家长和学生如果抱着不恰当的思想观念选择出国学习，最后收获的很可能就是一段失败的经历。中国学生在国外体验一段学习经历，通过留学比较深入地了解国外，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特点和将来的发展方向选择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很辛苦，并不像有的人想得那么轻松。留学生面临的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在国外也很容易孤独，有时候过多的中国学生在一个地方扎堆学习并不利于其知识、能力和视野的提升。
我切身感到，我们国家要采取更多的措施，进一步关爱各类出国学习的学生，加强对他们的服务和管理，引导他们在国外真正学有所成。我想说的是，出国学习首先应该被看成是一段学习经历，选择出国学习的人，最根本的是要对学习负责，承担起对自己、对家庭，还有对社会的责任，成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
最后，我祝愿《世界教育信息》杂志越办越好！杂志确实办得越来越有特色，我读每期杂志都能学到很多。谢谢你们，也希望协会有机会为你们服务。
受访人物简历
江波，1959年8月生于上海。中学期间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并在工厂、农村短期工作。1978年成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就读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同年，得益于国家做出大量派遣出国留学生的决定，经过全国考试，成为中国政府在“文革”结束后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参加中法两国政府协议项目，在法国雷恩第二大学攻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1981年根据组织安排回国工作。1990~1993年，经教育部批准，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从事比较教育、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政策、国际政治等问题的研究，1994年由该校授予教育博士学位。1997年参加国家教育行政院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1999年9月~11月，参加中美两国协议项目（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中国学者项目）赴美研修访问。
1981年回国后至1990年，在教育部（国家教委）先后任科员、组长、主任科员、处负责人、副处长等职，主要工作包括：法语翻译，执行和策划中国与法语区国家的教育合作项目，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中国政府关于出国留学政策的调整、制定和有关出国留学人员的计划、选派、管理、服务、回国的实施工作。1994年~1996年，作为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筹备组核心成员之一，参与国家公费留学工作的改革和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筹建。1996年~1999年，任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1999年~2004年，任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馆党委委员、教育参赞，积极开拓中国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交流和合作工作新局面，并根据教育部指示，主持了中国驻芝加哥教育组办公楼的建设工作，该办公楼建成后成为当地社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2004年~2005年，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主要负责对美洲和大洋洲地区工作、汉语国际推广和孔子学院建设策划与协调、外国教师管理和服务等业务。2005年底至今，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致力于把协会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在国内外能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的教育国际交流行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