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小教材”看职教数字化“大转型”

　　教材形态更新

　　从“纸质载体”转向“纸数融合”

　　与普通教育领域的教材不同，职业教育教材具有鲜明的职业性与实践性特征，其内容对接产业技术迭代需求，强调“做中学”的教学逻辑。传统教材主要以纸质为载体，内容以线性结构呈现为主。步入数字时代，纸质教材的缺陷愈发凸显。一是教材内容迭代周期长，二是配套素材有限，三是教材容量受限。

　　新技术的出现推动职业教育教材进入“纸数融合”的新阶段。这种融合形态并非内容层面的简单叠加，而是借助二维码、增强现实、虚拟现实、云端资源库等技术实现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的深度耦合。教材形态的变化折射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转变。一方面，数字技术不再仅仅是职业院校技能训练的辅助手段，而是演变为驱动职业教育教学升级的核心，渗透教学实施的全过程，并拓展了师生在教学中的感官体验。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纸质教材“知识容器”的传统属性，形成囊括纸质框架、数字资源、智能平台的职业教育立体化教材体系。

　　教材形态之变，本质上是职业教育知识与技能传递逻辑的重构。当纸质书页与数字代码深度交融，职业教育正以“小教材”为教学支点，撬动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关乎教学载体的升级，更是职业教育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关键一跃。

　　教材内容焕新

　　从静态知识转向图谱化、动态化呈现

　　职业教育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能动手、会操作的技能型人才，因此职业教育教材更加注重将知识、技能与真实职业场景深度融合。以机械设计制造类专业为例，教师在使用《数控机床编程与加工》教材时，需要嵌入真实的数控加工企业案例，仅靠教材中的文本内容难以直接对其进行诠释。

　　传统职业教育教材多承载的是静态的概念、技术原理与程序性知识，并按照学科知识逻辑进行知识点的编排和组织，由其指导的教学活动很难提升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教材内容的革新提供了破局之道。通过生成知识图谱，职业教育教材将离散的知识点转化为可视化、关联化的技术技能网络。例如，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开发出《生活物联：典型产品的制作》活页教材，融合“电子技术基础”“传感器应用技术”等多门课程，把企业岗位任务和教材中的知识技能相融合，确保教材内容与产业技术生成同频共振的网络拓扑。知识图谱的介入，使师生在通过计算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获取相关的海量网络资源时，能迅速回溯或动态索引职业教育知识与技能。

　　职业教育以数字技术手段重构了知识的组织逻辑与呈现方式，实现了教材内容从静态知识积累的“量变”到图谱化、动态化呈现的“质变”。通过生成由岗位能力、技术技能、职业素养等要素组成的知识图谱，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展现出从线性逻辑到多维网络的升级趋势。面向未来，职业教育需要加快建立国家层面的教材动态更新标准，开发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教材内容智能诊断系统，推动教材内容从“标准化产品”向“个性化服务”的转变，构建起“随产而变、因人而异”的职业教育知识体系。

　　教材管理革新

　　从经验驱动转向人工智能支撑

　　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具备鲜明的特征。一是国家统筹与分级负责。教材是“国家事权”，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我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级规划、两级审定、三级建设”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体制。其中，“两级规划、两级审定”保证了党的教育方针落地，“三级建设”保证了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的多元化、灵活化建设。二是突出产业适配性。职业教育教材需紧跟产业技术迭代，如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等新形态教材形式要实时更新职业岗位新标准与新要求，确保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同步。三是管理复杂度高。职业教育教材类型多样，在数量方面，“十四五”首批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就有7251种，包括职业本科教材、高职专科教材和中职教材，较难协同管理；在形式方面，教材涵盖纸质教材、新形态教材、操作手册等，难以统筹管理。

　　尽管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但在现实层面，其管理实践仍面临多重挑战。例如，职业教育教材开发与企业需求存在“时间差”，教材质量评估多依赖人工抽检，难以实时、快速地追踪教材使用效果与适配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成为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智慧大脑”。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教材内容与使用审核效率得以提升，可以更便捷地识别教材中的政治性、规范性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破解了经验主导的路径依赖。通过构建职业教育教材使用监测平台，实时采集职业院校教学行为、学习成效等数据，借助人工智能快速准确地分析教材使用情况。在实践中，已有职业院校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出了教材管理新范式，如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构建的跨越多场景的“一云纳管”管理模式。

　　职业教育教材管理的智能化建设，折射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方向。首先，在管理层面，实现了从“经验管控”转向“精准治理”，实现教材质量可追溯、问题可预警、决策可量化。其次，在服务模式层面，实现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供给”，分析预判产业趋势与教学需求，提前规划相应教材的开发方向。再次，在生态构建方面，实现了从“封闭管理”转向“开放协同”，打通“政校行企研”多方主体之间的数据壁垒，形成标准共研、资源共建、风险共治的教材治理新生态。

　　（作者：陆宇正，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