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延林：思考应用技术大学的中国价值

作者简介：牟延林，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重庆　400020

摘 要：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大学体系，是国家的导向，已逐渐成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内容。应用技术大学发展面临价值目标“迷失”、价值导向“趋利”、价值保障“松散”三大问题。解决应用技术大学本源问题应重塑应用技术大学的中国价值，即受教育者价值、教育者价值、教育的延伸价值、国家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而从学校规模核定、高校结构优化、转型发展认证、产教融合、依法治教等方面重构应用技术大学中国价值的新常态保障途径。

关键词：应用技术大学；中国价值

推进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建设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大学体系，是国家的导向，业已成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内容。当前学界对应用技术大学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但笔者认为，应用技术大学要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首要任务是解决好中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本源问题即应用技术大学的中国价值，并积极探索实现应用技术大学中国价值的“新常态”保障途径。

一、面临三大问题

追溯应用技术大学的起源，不难看出，与欧洲应用技术大学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极为相似，即同样处在城镇化进程加快、产业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当经济“新常态”遇上中国教育实现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历史性转变之时，中国高等教育如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由此，2014年2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成为了国家导向，标志着中国应用技术大学时代的来临。目前，有的高校已顺势转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有的高校仍犹疑徘徊，观望等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大学的价值目标“迷失”。也就是应用技术大学使命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欧洲应用技术大学的成功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应用技术大学是以“三专”即专业、专长、专技教育为主导，强调“实践性”“操作性”和“应用性”的教育类型，通俗地讲就是注重“动手”的教育，而非教育层次之分、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分类定位的不同。它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更是亟待突破的瓶颈环节。笔者认为：通过提高“动手”能力，为学习者创造成长成才成功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使其成为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劳动者、合格的职业人，是应用技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而目前，地方本科高校“两个弱化、一个强调、三个忽视”现象比较严重，即：学生培养的根本使命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基础地位弱化。片面强调学校的利益与得失，而忽视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和学生权益。我们应该思考：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成才成功，既应包括物理状态的关注，还要包括心理状态的关注。物理状态具有生存特征、生命特征，心理状态具有尊严特征、灵魂特征。有了人的尊严，才会有国家尊严、民族尊严。而部分高校只注重物理关注，忽略心理关注。只关注“功利性”的结果，即是否缴得起学费、是否“被”就业、是否“被”成功，而忽略“成长性”的过程，也就是个性需求、生理变化、心理成熟。因此，教育的新常态应该是“三个回归”，即：从“浮躁”回归“理性”，从“跟随”回归“本源”，从“功利”回归“平凡”，更加关注学习者的心理、尊严和灵魂。

二是大学的价值导向“趋利”。也就是应用技术大学型态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高校型态大致可以分为新型、转型、定型三个重要阶段。新型是起点、转型是需求、定型是深化。其中，转型是关键环节，就是推进新建本科高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体制和办学模式的整体转变，从追求传统的、既定的“学术型”向现代的、创新的“应用型”的整体位移，而非“趋利化”的“挂牌”与“升格”。为此，应当用“三平”即：平静的心态、平和的环境、平凡的追求，对应用技术大学型态再认识、再定位、再发展。

三是大学的价值保障“松散”。也就是应用技术大学价值保障体系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创建起步晚、保障体系滞后，制度的引领性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利益攸关方的权益、地位和作用没得到很好的落实，导致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跟随观望有余、主动创新不足。主要原因在于目前还缺乏清晰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分类管理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从世界范围看，分类定位是各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不得不解决的难题，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区”和“硬骨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地方高校分为以“研究”为主的“学术”型高校、以“应用”为主的“技术”型高校，和二者兼而有之的高校，应该被充分重视并加以研究。

二、重塑应用技术大学的中国价值

针对面临的“三大问题”，要使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与认同，使这一来之不易的教育改革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需要重塑应用技术大学的中国价值。

首先，应当厘清学习者的属性。学习者（学生）的属性决定大学的型态，引领大学价值导向，也是办好大学的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目前学习者应当有“五个身份”，也就是有“五个属性”，即：受教育者、投资者、消费者、决定者（支持与反对者“双重角色”）和成长者。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第一“顾客”，因此，受教育者是学生的核心属性；学生缴费上学，又具有投资者的属性；学生通过投资获得高校的服务，即成为消费者，学生更有权要求教育服务“学有所值”；学生认为学校服务好、教学质量高，就会支持学校，口碑相传，成为学校支持者。如果认为学校服务不好教学质量差，就会诋毁学校甚至成为反对者；学生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劳动者、合格的职业人，即成长者。大学生特有的“五个属性”，进而也决定应用技术大学的“一个宗旨”“一个导向”“三个适应”和“五大服务”的功能。“一个宗旨”即：服务发展，包括学生发展、社会发展、区域发展和国家发展；“一个导向”即：促进就业创业，创造创新；“三个适应”即：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公共服务需要；“五大服务”即：服务学生成长成才成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技术创新与进步；服务国家强盛；服务民族复兴。

其次，价值重塑。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概括起来，总体是“重学轻术”。长期以来，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跟随与研究型大学没有本质差别的“学术型”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就业率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低”的生存危机，“一些学校特别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虽然名称和地位‘升格’了，但办学能力、培养水平并未真正‘升格’，有的甚至出现了招生难、就业难并存现象，发展难以持续”。经济新常态带来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新机遇，理应依据学生属性，重塑应用技术大学““五位一体””的中国价值。

一是受教育者的价值。应用技术大学时代的来临，给我国的学习者一个全新的方向和清晰的引导，即：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不是为了升学而学习，不是为了谋权谋利而学习。选择应用技术大学就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个性特点，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和学校，选择了适合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之路，进而选择了适合自己一生价值的学习类型与职业类型。这种选择具有“双向性”，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也满足了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

二是教育者价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言道：中国教育的歧路在于抱着书本、抱着黄金、抱着标语而忘掉人生。深陷于学历主义、拜金主义和形式主义混为一体的无底深渊，从而制造了一大堆泡沫教育体。误入了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的歧途。既然应用技术大学追求的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劳动者和合格的职业人，每个受教育者也追求着平凡的人生之旅，那么必然要用平凡的教育来培育。

三是教育的延伸价值。应用技术型教育仅是一种类型的教育模式，也是整个教育环节的其中一个节点，其价值的形成与实现也有一个“前衔后接”过程，需要与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相融通。向前延伸到基础教育阶段，也就是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至高中都应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劳动与技术。向后要延伸到职后教育、终身教育阶段，把基本劳动技能、日常生活技能、传统文化传承技能和科普技能贯穿学生成长的全过程，重拾“手的教育”。这是对传统“应试教育”一个导向性的变革，真正让动手、劳动和生活呈现出应有的、理性的教育价值。

四是国家价值。应用技术大学应该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观，践行国家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其国家价值是：对内，服务国家“新四化”建设，提升国民的技术技能素质，培养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劳动者和合格的职业人；对外，成为“优质制造”“精品制造”的助推器，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是传承中华文明、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担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应用技术大学的中国价值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脉相承，就是在于让学生有尊严的生存与生活，让技术爱国与敬业创业相融，让诚实诚信与友好友善相通，让自由、平等、法治与理想追求、富民强国、民主文明和谐统一。

三、重构中国应用技术大学的新常态

应用技术大学中国价值的实现，需要新常态的制度体系作保障。

一是形成学校规模核定的新常态。要把地方高校的关注点从规模扩张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重庆已着手研究高校规模的“天花板”政策。就好比房子要做的“天花板”，别墅、花园洋房、高层楼房、平房等，不同类型应配不同水平的“天花板”，这样才有区别、才能体现个性。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本科与专科学校、老牌学校与新建学校，不同类型要配套有区别的“天花板”政策，体现公平，体现学校的合理诉求。

二是形成高校结构优化的新常态。重庆正加快建立重庆市属高校统筹管理和分类指导体系，并将体现在““十三五””教育事业规划中。通过分类拨款调控、专业设置调控、招生计划调控、就业目标考核调控、院校设置调控等方式促进高校错位竞争、特色发展，努力构建具有重庆区域特点的高等教育新格局。

三是形成转型认证的新常态。从目前地方高校封闭式“孤芳自赏”的方式向全面开放的社会认证方式转变。笔者认为可参照信用等级认证体系，构建应用技术大学认证模式。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构建应用技术大学办学标准和模型。从办学条件、办学信用、办学风险等维度构建应用技术大学信用等级认证体系。认证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由市场竞争确定。并突出认证结果的运用，引导财政性投入经费从生均收费标准的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引导学费从注册定额向信用等级转变；引导大学排名从论文数量向技术开发运用、就业创业率、专利数量、双师型教师等方面转变。

四是形成产教融合的新常态。在高校内部要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建立有行业和用人单位参与的理事会（董事会）制度，形成行业企业参与学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新型治理结构。在高校外部，重在做好“六个纳入”，即：把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划纳入产业转型升级总体规划；把技术开发与服务纳入行业企业科技创新体系；把实践教学设备和设施建设纳入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基本建设体系；把“双师型”教师队伍培育纳入行业企业“能工巧匠”培训体系；把师生服务保障纳入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把毕业生就业创业纳入行业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体系。

五是形成依法治教的新常态。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要求，以法治思维破解转型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国家层面，应当加快制订《应用技术大学条例》，明确应用技术大学的地位、作用、管理、办学方向和运行机制等重大要素及相关法律关系；加快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等与之不相适应的内容，保障我国应用技术大学发展有法可依、依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