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模式新论*
——论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与工科大学模式
发布时间：2011-09-02 信息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杂志-2011年8期
全守杰
摘 要：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和以柏林工业大学为代表的工科大学是德国高等教育的两种大学模式。一批思想家为柏林大学的诞生提供了精神支持，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职能之一，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洪堡原则”。工科大学的研究以“技术科学为中心”，它的兴起与工业化紧密联系，并具有系科设置与工业化的适切性、课程内容与工业化的相关性、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显著特征。德国大学模式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吸引着其他国家高校学习借鉴，对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同样有意义。
关键词：德国大学模式；柏林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工科大学
过去的2010年不仅是柏林大学创建200周年，也是德国工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名副其实之大学的110周年。这两种大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各具特色，在办学模式上也有显著区别，并非都是以“洪堡原则”占主导的、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前者注重纯粹科学研究，后者侧重应用科学研究，这两类大学分别代表了德国两种大学模式，即柏林大学模式（或称 “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和柏林工业大学模式（或称“德国工科大学模式”）①。国内学者近年已经注意到“中国大学模式”或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②研究，大学模式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在一般的研究中，在有关德国大学模式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上，德国工科大学模式一般不被纳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伯恩鲍姆就曾对此有过论断：“不存在任何时候都能阐明一切学校各个方面特征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只能在一定的时候描述每一所学校某些方面的特征。”［1］并且，每一种模式大多都具有其特定的特征和价值。重新审视德国大学模式，梳理研究型大学和工科大学产生的过程、模式特征等关键问题，对我们全面认识德国高等教育、学习借鉴其发展经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柏林大学的创建及其对工业化的不适应
创建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首次明确地将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职能之一，将传统大学的职能进行了拓展，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柏林大学最初的创建者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思想家在大学筹建过程中发挥了思想引领的作用，并最终形成了以“洪堡原则”为主要特征的“柏林大学模式”。
1. 柏林大学的创建。1807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的法军，并被迫割让一半以上的国土。在丧失的国土中，普鲁士失去了包括哈勒大学等在内的7所大学。在深陷危机的时刻，普鲁士人没有失望和退缩，特别是在一批有识之士的思想引领和行动努力下，创建了新型大学——柏林大学。以“洪堡原则”为特征的柏林大学是建立在洪堡等人的理想主义、新人文主义思想或观念之上的。这批杰出的思想家为柏林大学的诞生带来了思想资源，使得大学的职能得以拓展，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职能之一，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洪堡原则”也随之确立。新创办的柏林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开端，柏林大学模式对世界各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而且从大学的长远发展来看，将继续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诚如史学家高度的评价——“柏林大学的创办像一个燃烧点发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线全都从这里出 发”［2］169。
2. 柏林大学对工业化的不适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却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逐渐面临新的问题。正如黄福涛教授所指出的“19世纪初建立的大学是为了挽救当时的民族和精神危机，调和各派学说和各种矛盾的产物”。在19世纪德国教育改革方案中，“应用科学研究在洪堡‘纯粹科学’占主导地位的大学里，一直是较薄弱的环节”［3］76，更有甚者，认为是“被排斥在 外”［4］223。现代大学进行纯粹科学研究，忽视应用科学研究，出现了与国家工业化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这为工科大学登上德国高等教育的舞台提供了“契机”。
二、德国工科大学模式的兴起及其特征
德国的工科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 t）是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得以发展、升格，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取得与现代大学同等的地位，与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从而形成德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1. 德国工科大学的兴起。与柏林大学不同，工科大学的创建并非革命性地拓展或变革大学的职能，也缺乏如洪堡那样的思想家来引领，它是伴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世界教育史上，法国的巴黎理工学校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类教育机构为施行技术教育树立了榜样。1820到1830年相继成立的工科大学的前身，不管有意无意都是效仿1794年创建的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即巴黎理工学校，笔者注）［4］235。19世纪初，普鲁士的技术教育和工业学校归商工局管辖。在当时的商工局局长博伊特（CP.W.Beuth, 1781-1853）的“在普鲁士的25个行政区内各设一所地方工业学校，并在这类学校之上设立中央工业学校，以形成工业学校网”［4］224的建议下，这类学校在各辖区相继成立。后来，德鲁肯米勒（Dr. Druckenmuller）对地方工业学校进行了改革，使其达到正规中等教育机构的标准。
1870年前后的“诺特博姆改革计划”提出要“适应工业界的要求和改革专业增设和改革专业科目”、“提高入学条件”等，但工业学校却不能满足当时德国的“产业革命的成熟，技术水平的多样化，每个工业部门都有特殊专门技术的需要”［4］226，诺特博姆的改革失败了。这些工业学校有一部分停办，另一部分则转为实科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这部分学校欲通过“更加注重理论水平的应用科学教育”、提高师生水平等措施来争取成为大学。18世纪60年代以后，它们“逐渐获得了校长选举权、教官候补者提案权、教学和学习的自由权”［4］234，初步具备大学的条件。1900年，经过对技术学院地位的长时间的公开讨论，这些机构终于争取到授予工程学博士学位的权力［3］78。继普鲁士后，其余各地区竞相效法，这标志着技术学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至此，德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了独立的工科大学，而不是将工科教育纳入大学中，仅仅成为大学的一个学部或部门。
弗莱克斯纳对德国的这一重要改革举措给予了精辟的概括——“存在两种可能性：既可以将‘工业大学’作为一个附加学部纳入大学之中，也可以建立与大学同一水平的独立机构。德国选择了后者”［5］289。
2.德国工科大学模式的特征。德国工科大学模式在坚持“洪堡原则”的基础上，并以技术研究为中心。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工科大学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消化、吸收了“洪堡原则”，并以“技术研究为中心”，“对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工业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3］78。工科大学不仅坚持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洪堡原则”，并以“技术研究为中心”。其特征如下：
第一，系科设置与工业化的适切性。如在德国享有较高声誉的汉诺威工业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这两所工科大学在系科设立上面向德国工业化进程和企业需要，培养国家的技术官僚和服务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两校的系科设立状况基本代表了德国工科大学的系科设置与工业化的适切性。
第二，课程内容与工业化的相关性。德国工科大学的课程内容的技术特征特点显著，这与国家工业化是紧密相关的。同时，关于伦理、教养的课程内容也受到重视。德国工科大学的课程内容包括技术教育和一般教育两个部分。技术教育的课程内容包括建筑、土木、机械、化学、冶金、采矿等；一般教育内容包括基本的人文及伦理等知识。一般教育由“普通系或基础文化系”来实施。
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紧密结合。德国工科大学在升格为大学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加以重视。只是与柏林大学等研究型大学不同的是，它的研究以理论水平的应用科学研究为特色。事实上，用“以技术研究为中心”来概括工科大学的研究特征更为贴切。这一特征的形成是由于工科大学与研究型大学一样，开设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并设置了研究所，对应用技术进行了推广。1860年特别是在1870年之后，在某些注重实际应用的科学领域，如化学、化工、农业技术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工科大学内所设的研究所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数量也多于大学，反映了工科大学的研究以技术科学为中心的特 点［7］166。
三、德国两种大学模式：价值、影响与借鉴
德国工科大学拓展了德国的大学模式，与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模式构成了德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两者在高等教育史上的影响是不同的。重新审视德国大学模式，借鉴两种模式推动中国大学发展，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极富意义的。
（一）两种模式的价值
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和以柏林工业大学、汉诺威工业大学等为代表的工科大学模式是德国高等教育中的两种大学模式。柏林大学不仅因为有一批卓越的思想家贡献了智慧和精神而得以成功创办，更是由于拓展了大学的职能，实现了教学和科研的统一。可以说，柏林大学办学模式的确立是理性的凯旋，“启蒙运动的核心——理性思想，对于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8］。从工科大学的起源来看，其源于技术教育，但是受柏林大学等新型大学建立的影响和国家工业化对分工与技术的要求，它们在较早时期已经注意到了理论性的应用研究，并不断努力朝柏林大学等大学看齐，最终获得了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假如说柏林大学是理性思想和德国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的产物，那么工科大学则是对柏林大学“洪堡原则”吸收和对工业化人才及技术要求的适应相结合的产物，在德意志帝国时代，工科大学就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工科大学为德国培养了工业发展的专门人才以及为民众创造财富的优秀人才是历史事实，可以说，工科大学是德国的合理选择。这一选择既使德国在当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又拓展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类型，除了注重纯粹科学研究的大学以外，加入了注重技术研究的工科大学，从而形成德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学者贺国庆教授在综合了德国研究型大学和德国工科大学前身技术学院的发展状况后指出：“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大学已开始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德国也是大学服务职能的起源地……当然，整个大学风行‘服务’的观念是在美国完成的。”［3］208-209由此可以说，德国这两种大学模式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两种模式的影响差异
研究型大学和工科大学虽是德国高等教育的两种大学模式，并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两者的影响是不同的。
柏林大学由于“洪堡原则”，成为新型大学的杰出代表；柏林工业大学等工科大学则是“默默”地为德国工业发展“奉献”力量。工科大学“改变与扩充了德国大学的外延，同时直接带动了新兴工业的产生与崛起，成为德国工业化的火车头。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帝国理工大学、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等世界范围内再次学习德国大学模式的热潮如火如荼”［9］。但与向柏林大学办学模式学习相比，这股“热潮”显然并不是那么“热”，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产生的背景不同：柏林大学的创建是战败于拿破仑之后，国家处于全面危机的时刻，它的建立对德意志人产生了重大的精神影响；工科大学则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发展，“升格”而成，并没有给德意志人以巨大的思想冲击。
其二是创办者身份不同：柏林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倾注了一批杰出思想家的智慧和精神，加之这批思想家本身极具影响力；而工科大学的创办者或校长或工商官员，主要以行政方式推进学校设立或改革，虽然不排除他们有思想，但他们在精神上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有限的。
其三是两类大学特征不同：柏林大学等新型大学注重纯粹科学研究，拓展了大学职能，将教学和科研相统一，比工科大学更具传授知识和发展知识的优良传统和有利条件；工科大学在正式升格为大学之前，主要是传习“技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渐注重理论性的应用科学研究，但因应用科学研究直接“由技术转化为产品”，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线上，并非在思想史或高教史上。
（三）借鉴两种模式推动中国大学发展
德国高等教育的两种大学模式在历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对此我们应该秉持一种同等对待、兼收并蓄、注重特色的态度，既要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互补性。从欧美大学发展史来看，大学并非一成不变的机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在中国，游学德国的蔡元培以柏林大学为示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对学校进行了开拓性的变革，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留学德国的工学博士马君武以柏林工业大学为样板，创建了“独重工科”的广西大学，为当地的农业、工业发展培养了第一批技术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学校逐渐成为当时南方最重要的大学之一。当然，借鉴德国的任何一种大学模式都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其国家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而不仅仅是知识层面。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就精辟地指出：“大学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深深地根植于各自所处的国家之中”［10］1。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需要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大学模式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批判地吸收诸如以多种大学模式推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等经验；另一面也要基于中国的传统与文化，避免大学模式的盲目移植，以“内源式”的发展思路，探求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和工科大学模式是德国高等教育中的两种大学模式，其价值不仅在于它们作为典型办学模式的存在并及其在高教史上的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吸引其他国家高校学习借鉴，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重新审视德国大学模式，对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同样有意义。
（全守杰，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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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菲利浦·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本文系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运来教授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类课题“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之道研究”（课题编号：BIA090045）的部分研究成果
① 根据黄福涛教授的划分，德国近代高等教育，从类型上说，由注重人文和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型大学（以柏林大学为模式）、科学与技术教育兼容的工科大学以及商业、经济、林业等专门学院三类院校组成；从层次上，在19世纪末以前，以柏林大学为模式的研究型大学据支配地位，其次为工科大学。但在20世纪初期以后，不少工科大学也取得与前者同等的地位。最低层次为各种专业学院。详见其著作《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由于专业学院是最低层次的高等教育，没有取得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因此，真正称得上“大学”的只有研究型大学和工科大学。
②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王承绪主编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模式的国际移植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冯典的博士论文《大学模式变迁研究：知识生产的视角》（厦门大学，2009年），王洪才的《对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猜想与反驳》（《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5期），杨东平的《关于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江苏高教》，2011年第1期），黄成亮的《中国大学模式探析》（《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12期），吴立保的《中国大学模式的现实困境与建构策略》（《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3期）等。
